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教授  谭其骧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除了大批帛书和简牍外，还有一些用帛绘制的图幅，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幅地图。
　　见于记载的我国古地图，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西周初年周召二公营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春秋战国以后，历代官私制作的各种地图，为史籍称引用所及者，更不可胜数。但是，由于地图的摹绘要比书籍的传钞困难得多，古地图流传存世的机会远比古籍为少，所有北宋以前的地图，早已全部失传。长期以来传世的我国的古地图，最早的只有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图，即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去今不过八百多年。现在这两幅地图既然是出土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葬的马王堆三号墓中的，其制作年代去今已二千一百多年，比西安碑林中那两幅石刻早了一千三百年。单凭这一点，已可见这两幅图的无比珍贵了，何况图的内容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制图学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资料!我们有幸看到这两幅图的原物并能根据原物的照片做一番复原、考订、阐释的工作，真是令人无限兴奋!
　　这两幅地图中的一幅，画有山、水、居民点和道路等，相当于现代的地形图，大约就是汉代通常所谓舆地图。另一幅除同样包括这些要素而采用不同的画法外，又画有某军某某军的驻所，可姑名之为驻军图，很可能就是《汉书·江都易王传》中所提到过的“军陈图”。本文仅就是幅舆地图在制图学史上的意义作些初步探索，关于它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再作讨论。
　　先得简单谈一谈这幅图的复原过程。
　　原图被折叠成多层长方形，收藏在三号墓椁室东边厢的漆奁里，出土时已腐烂破碎得象一块豆腐渣—样。各层的折边部分全已断裂，彼此不相联接。经故宫修裱工人师傅精心操作，在一层层揭开后将碎块一一予以粘连，才裱糊成为三十二张帛片。每张帛片宽24、长12厘米左右。我们所据以做复原工作的是比原物缩小一倍的三十二张照片。 
　　由于这幅图所用的帛很薄，而画图的墨色很浓，经折叠压紧后，各层之间墨迹彼此渗染，同一线条、符号可以在三、四片上乃至十多片上重复出现。墨色虽有深浅之别，但有时差别很小，很难辨别，这一方面为我们的复原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一另一方面却是衡量我们拼接工作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
　　在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之下，经过试用各种方法拼接，终于突破重重难关，拼成了一整幅图。横四片一排，共48厘米，纵八片一排，也是48厘米的正方形图。在删去各片上由他片渗透过来的墨痕，将能够辨认的线条、符号、注记尽量一一摹绘下来，并将山川的破损部分凡可以根据形势接得起来的用虚线接上，根据照片再照相缩小后，就出现了一幅复原图。*(说明在文后)

　　《周礼地官司徒》：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管子·地图篇》：
    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辕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周礼》和《管子》二书大致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据上引二书所载，则战国时代地图的绘制，应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和《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讲到刘邦初人咸阳，萧何即收其律令图书藏之，刘邦因而得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这一段记载，是相符合的。但西晋初年裴秀在其所撰《禹贡地域图》的序里却又这么说：
    今秘书院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
    裴秀对汉代地图的评价很差。按常理汉代的地图不应比秦以前的差，那末究竟是《周礼》、《管子》的话对，还是裴秀的话对?过去我们看不到宋以前的地图实物，总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南宋以后的地图水平还不是很高，那末千年以前的汉代和千数百年以前的先秦的地图，当然只能更差，裴秀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周礼》、《管子》的话未免有些夸张失实。
    当我们把马王堆三号汉墓这幅图复原出来之后，才知道我们先前的想法并不正确，至少不完全正确。
    图中已经有了统一的图例：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框表示。细而径直的线表示道路。粗细不等而有弯曲的线表示水道。山脉一般勾出逶迤转曲的两麓，中间加画横细线；遇大山则按山体勾出其盘亘范围，中间细线画成层层重叠状。居民点的注记都在符号(即方框或圆框)之内。水道的注记都在下游将近与他水会合处。道路和山脉都没有注记。
    拿这种画法和传世的南宋以后古地图相比，显然决不能说处处赶不上后者，有些地方还要比后者强些。
    山脉的画法特别值得赞赏。这种画法接近于现代的等高线法，要比宋以后直到明、清经常被采用的人字形画法或山水画中的峰峦那样的画法都强得多。居民点符号用方圆区别政区的等级，也一直沿用到近几十年前。地名注在符号即方回框之内，只要能够容纳得下，那就不比注在符号用方旁边坏。近代地图采用了小符号，才不得不把注记注在旁边，但居民点稠密处，很容易误读。居民点注记加方圆框而水道注记不加框，比之于阜昌《华夷图》和《禹迹圆》不分府州县山川一概只注记不用符号，南宋黄裳《地理图》凡有注记一概加框，不能不说是后出的宋图反而不如这幅汉初的图。
    水道注记有一定的位置，更是一个显著的优点，连一般近代地图都未能办到这一点。道路除特殊情况外，本用不着标名。惟有山脉不标名这一点，是这幅图在图例方面一个重要缺点。可能有些山当时还没有名称，但已经命名的应占多数。图中竟连名见于《楚辞》、《山海经》相传为舜陵所在的九疑山也不标名，这是很不应该的。
    九疑山南画着九条柱状物，柱后画有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据《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物夸大地画在地图上，这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并不足怪。
    关于图的详确程度，全图应划分为三大区，其中二大区又应各分为二小区，各区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一、深水流域的营浦全县、舂陵南半县、蛉道中西部大半县、蛇道西半县，是这幅图的主区
    三号墓随葬器物中有弓矢剑戈矛等兵器，墓主人利仓之子当系长沙国的一员将领，这一区域很可能就是他生前的驻防区域。在此区域之内所有山川聚落都是他本人或他的部下亲身经历过的，这部分地图应是根据实地考察调查所得绘制成的，所以画得最详细也最精确。居民点除县治外，还画了乡里。遗憾的是没有画出政区界线，长沙国界和县界都没有画。山脉如九疑山周旋盘亘数百里，图的北端是《水经注》所谓营阳峡，两岸山势紧逼深水两岸，画得都十分醒目而逼真。水道的曲折流向，基本上，甚或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今地图。可惜的是有许多：乡里名和水道名已漫灭不可辨认。
    水道画得是否准确，最足以说明地图的精密程度。下面试以图中这一区域内的水道与今地图相比勘：
    图中深水自九疑山舜庙前南流一段，顺水流方向注作“深水原”即今灵江；折而西流、西北流、北流，今称沱水；自今道县东北受潇水水后，今称潇水。
    深水南流有水自九疑山东侧南流西折来会，今图或作后河，或作沱水，或作深水。
    白此以下深水南岸支流第一水今称乌龙江；江有二源，合口今称两河口。
    第二水即今流经禾洞、大塘一水，西北流至码市入沱。
    第三水的东源，今名宜迁水；西源今名辇江；又有一小水北流至今小锡人西源。东西二源合流后又东北流，亦至码市人沱。
    第四水今名贝江，一作背江；北流至贝江镇人沱。
    第五水注作参水，即今冯水，一作岭东河；北流至水口镇人沱，今江华瑶族自治县驻此。
    第六水今名花江；东北流至花江镇人沱。
    第七水即今流经岐山脚至沱江镇人沱一水，形似镰刀，极为精确。
    第八水流作临水，今图作萌渚水，或作西河；因又称水口以上的沱水为东河。东西河会流处的沱江
镇，即1955年以前的江华县治。
    自此以下深水呈一以北流为主向的屈折形，至东北流折向西北流处，西岸注有水名，上一字字迹模糊，根据上游水边有“深水原”三字，此字当是深字。但按图例深水二字理应注在此水下游经营阳峡处，似不应注在这里，可能是因为深平为驻防地，深水是防区内的主要水道，故在深平附近明显处特别予以表示。
    此处东岸有垒水自东来会，今名泡水。水有二源，大小略相等。两源会合处已破碎，不知有无注记。今以东源为泡水上游，称西源为东江。
    深水西北流，西岸有一水发源都庞岭东北流来会，注记“水”上一字右半为口，左半不可辨，即今掩水，一作永明河。郎水南岸下游一支流，疑即今图发源铜山西北北流入掩一水，上游一支流即今瀑带水。瀑带水东岸有一大支流名马河，近图或称瀑带水合马河以下为马河。
    深水又北流，营水发源都庞岭东流来会，即今营水，有些图上标作濂溪水。
    深、营会合后，折而东流，经营浦县治南，折而北流，又东北有一水发源都庞岭东流来会。下游水口应有注记，但已破灭。按垒水流域有居民点名垒部。  犏水流域有居民点名犏部，此水中游有一居民点名刍部，mU此水亦应名刍水，即今宜江。南岸有一大支流源出都庞岭东北流来会，即今中坪河。北岸一支流自北南流来会，即今坦溪。
    深水又东北流，牖水发源九疑山北麓西北流来会，即今潇水，一名九疑河。下游北岸一支流注记已磨损不可辨，即今仁泽水，一作仁水。其东有泠水发源九疑山支阜北注折西来会，即今泠水，一名巽水，泠水北岸有罗水自舂陵县西西南流来会，即今都溪水，一名西江河。
    诸水的屈曲轮廓，大体都接近于今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各水支流注入干流的次序，也都符合于实际情况。当然也有画得不很准确的。如辇江贝江之间的距离应扩大；参水即今岭东河画得太短；花江画得太长；泡水，东江上游都应作西北流向，等等。但这些毕竟都是小毛病，在近现代图中有时也在所难免。所以总的说来，这幅图的主区部分准确性很高，下这样一个结论，决非过誉。

    在这一区域内，大致是按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之间的比例尺绘制的。
    上述情况足以证明：裴秀把汉代地图不加区别地一概说成是“不设分率”，“不考正准望”，“不备载名山大川”，“不精审，不可依据”，是不正确的。他之所以把汉代地图说得那么不像样，可能是由于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画得差的，没有看到过画得好的；也可能是他所说的专指汉代的全国总图，而总图由于范围太大，准确性当然要比小范围的图差；也有可能他是在故意贬低前人的成就，借以抬高他自己所画《禹贡地域图》的身价。
    总之，在未看到这幅图之前，我们是不免要误信裴秀的话，简单地认为汉代的地图的制作都是”殊欠精当”的，当然也很难想到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绘制水平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尽管只限于一个较小的地区范围之内。
    二、深水流域的舂陵北半县，岭道县东部小半县和舂水上游的龅道东半县，以及南平县治一带，是这幅图的近邻区
    都庞岭以西在今广西境内的桃阳、观阳二县湘粤分水岭以南在今广东境内的桂阳县，是这幅图的近邻乙区。近邻区应已不在三号墓墓主人驻防范围之内，但仍是长沙国封域之内。所以仅仅画出县治和一些道路，不画乡里。甲区与主区之间无大山大川之隔，制图者对这一点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对舂陵、怜道、龀道、南平四个县治的位置还是画得很准确。只是水道已画得较差：缺画自怜道县治西流注入泠水之水；罗水即今都溪水，上游画得太短；舂水即令锤水，画得太直。桃阳、观阳二县境内水道完全不画，桂阳境内画了一条发源县北流经县东的水，应即〈汉书·地理志》桂阳县下的沤水，今名连江。可是连江本东南流人北江，图中错画成西南流，县治的位置也画得误差较大。洮阳，故城在今全州县西北三十五里，图中偏南约达32，；桂阳故城即今连县治，图偏东约10，。观阳故治因不见记载，无从考核。

    三、图幅西南部10、11、18和南部26至29、2至5共十一片所包括的地区，是远邻区
    这个地区已超出长沙国封域之外，属于秦末以来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的辖境。因此这部分的内容既不画乡里，也不画县治，这么大的地区只注上了“封中”一个地名，海岸不画曲线而画成一个半月形，水道全无注记，且极其粗讹，山脉道路完全不画，其详细程度不及近邻区，精确程度更谈不上。裴秀所谓“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如果用以评价图中的这一部分，倒是相当合适的。
    不过同在这一部分里，又该分为甲乙两区。甲区还是靠北接近主区的那几片，这上面的水道如10片上的指今掩水上游，21片上的指瀑带水上游，自21片东流经、26片至29片的应指富川江，自18片南流至29片与富川江相会的应指流经莲塘一片，28片上自东北角向西南流一水，可能指大宁河；尽管掩水瀑带水上游并没有伸展得这么远，富川江莲塘水的会口东去大宁河的实际距离要比图中所画的近得多，大宁河上源与连县城下的水接不起来，画得误差很大，但毕竟还是有所指的。乙区是靠南近海那几片，这里离主区更远，制图者想必是除了知道有几条水南注大海以外什么都不知道，那就难怪会画得简直不知所指了。
    在一幅图中主区详密而邻区疏略，近处精确而远处粗讹，这是在单凭制图者亲身经历所获得的地理知识，而没有邻区远处的地理地图资料足资利用的条件之下，所绘制出来的地图的很自然的现象。这种现象屡见于传世的南宋以来晚清以前各种地图，毫不可怪。例如：阜昌石刻《华夷图》是根据著名的唐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制而成的，图中所画远处的白玉门关以西至葱岭地区，即远比近处的玉门关以东地区简略，比例尺缩小了约三倍。一直到清代中叶，除实测的内府舆图以外，仍有多种“中外一统舆图”将内地十八省、蒙、新、青、藏地区仅占十之一二，国外远至英吉利、美利坚，也仅占十之一二。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马王堆这幅图的第二部分即近邻区画得不很准确，第三部分即远邻区画得很不准确而低估它的价值。正确地评价这幅图的价值，应该以它的第一部分即主区为依据。上文业已阐明了图的这一部分的精确性是相当惊人的。由此可见，这幅图在我国制图学史上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它不仅是一幅截至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地图，同时又是一幅足以显示我国制图学早在二千多年前业已达到高度科学水平的地图。
    这幅图上除线条、符号、注记外，绝无一句文字说明，这一点也值得注意。过去有人研究中国地图史，认为古代地图制作粗陋，单靠图表示不了应具的内容，必须附有相当数量的文字说明。这幅图的发现。根本推翻了这一臆说。
    上面我们是拿这幅图来和现代最精确的图相比，那当然要差一些。要是拿这幅图来和采用现代测绘技术以前的旧图相比，那么这幅图的主区部分而言，就决不比任何图差。即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永州府图和以《内府舆图》为蓝本的《大清一统舆图〉(见插图)的这一部分，便都不及此图准确。
    为什么我国的制图学在两千多年前已达到那么高的水平，而此后二千年却停滞不进，甚至反而倒退了呢？学习儒法斗争史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从战国至西汉前期，是法家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逐步取得胜利到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法家在军事上要求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在政治上要求加强封建大一统，他们必然要重视地图。是以《孙子》论兵，即详言地形，还专立了《九地》一篇；《管子》书中也有一篇就叫《地图》，对制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制图学在这一时期法家路线的推动促进之下，当然也会和其他各项科学技术一样，取得重大的发展。马王堆这幅图的发现，就是一个明显实证。西汉后期以后，反动的儒家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从此科学技术受到轻视、鄙弃甚至摧残，制图学在此后将近二千年中，也就是无从得到应有的发展。虽有裴秀、贾耽、沈括等几个人曾经予以重视，有所创造发明，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少数几个人的努力，对整个科学的发展是发生不了重大影响的，他们突破不了儒家路线对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阻碍，因而也就改变不了制图学长时期停滞不进的现象。
    总上所述，可见这幅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的地图的出土，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厂一千三百多年，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此其一。它的准确性是那么高，从而为我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使人们不至于再为裴秀的“汉氏舆图”“皆不精审”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所迷惑，此其二。它的内容既准确又洋细，我们得据以窥见西汉初年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概貌，从而解决若干历史地理上的问题，此其三。这幅图测绘于汉代法家路线在政治上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它的精确性不仅高过于一千三百年后的宋代地图，甚至还高过二千年以后的清代地图，而宋代清代则都是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儒法两条路线对于科技发展的截然不同的影响，是肯定法家路线批判儒家路线的极好实物资料，此其四。这四点都是很重要的，但本图的价值还不限于此，如注记用的字体，测绘的方法、技术及其所用的工具等，也都值得加以研究。
    这幅图的意义和价值既然如此重大，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免不了会经常提到。可是它自己没有题名，为以后称引方便计，有必要为它题一个图名。上文已经指出图的主区部分应为三号墓墓主的驻防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深平这个点最值得我们注意。由于它不是县治而是一个县以下的居民点，所以不能用方框，只能用圆框表示。但这个圆框画得特别大，圆度特别高，“深平”二字也写得特别端正，作图者显然在有意突出它的地位。而在驻军图里，深平的符号改用大方框，注记还加了一个“城”字作“深平城”。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深平应是驻防区域的大本营所在，也就是三号墓墓主生前的常驻地。因此，我们建议把这幅图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

参考文献：
    [1]濂溪水本为今道县城西二十里自南北流入营水一小水名，把营水全流目为濂溪水是错误的。
    [2]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二章第三节。
    [3]见于《水经·湘水注》的观阳县，系孙吴所置，未必即汉初故治。且《湘水注》只说观水西北观阳县西，亦无从推定其准确方位。
    [4]帛片图幅的号码是根据故宫的原编号。这些帛片的位置见本期第18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中“表一”。——本刊编者
    [5]详见笔者将在本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总二二五号)
    *我们研究室原来绘制了一幅复原图，为了避免和本期刊出的帛书整理小组所附的复原图重复，经《文物》编辑部商得笔者同意，两文共用一幅。两图基本上相同，但也有个别地才用原图破损过甚，碎片应当如何拼接，意见还没有完全一致。本文是按照我们所绘制的复原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