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葬九疑毋庸置疑   ——评索宝祥先生《舜迹三考·舜帝卒葬考》 湖南永州　张泽槐  

　　 内容提要：舜帝卒葬问题，自春秋战国以来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和说法。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通过考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和一些地方出于不同目的，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司马迁这一定论。索宝祥先生《舜迹三考》一文的第三部分《舜帝卒葬考》，可以说是全盘否定司马迁定论的代表作。本文认为，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定论毋庸置疑。

关键词：舜帝　卒葬　考证   　　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奠基人，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舜帝被列入中国上古“三皇五帝”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舜帝的地望、行迹、业绩、思想、卒葬等问题，引起了后人的高度关注，成为历代专家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和意见。其中关于舜帝卒于何地、葬于何处的问题，先秦以来就有多种不同说法。这些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墨子的“道死西戎说”：“舜西教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 因其几乎是孤证，而不为人们所接受，以后仅在《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中变相加以引用：“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二是孟子的“卒于鸣条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说法也因证据不足，没有为后人所认同，更没有成为舜帝卒葬的主流认识。三是司马迁的“舜葬九疑说”。司马迁在做了大量考证工作的基础上，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葬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以后，“舜葬九疑说”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将湖南宁远县九疑山作为舜帝的归葬之处。每逢国家大事，朝廷均遣使到九疑山祭祀舜帝。 　

　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和一些专家学者出于不同目的，对舜葬九疑说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在否定舜葬九疑的诸多说法中，索宝祥先生的《舜迹三考》一文最具代表性。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舜帝卒葬》中，他说：“《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他主要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第二，“正是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第三，舜帝南巡之事“本属杜撰”。他的结论是，“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 　　对于索先生的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讲 “苍梧零陵说”即舜葬九疑说影响最为广泛，这倒不假。因为几千年来，“苍梧零陵说”即舜葬九疑说始终是历代帝王和史学界的主流看法。讲“苍梧零陵说”“也最为后世所诟病”，这可能就是索先生的主观想象和猜测了。因为司马迁以后，并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对司马迁的结论提出异议，索先生所说的“最为后世所诟病”并没有“最”起来，司马迁的结论并没有被人推翻，朝廷遣使祭舜都是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而没有派往别处，何“诟病”之有？因此，本文也就舜帝卒葬问题的“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谈一些个人的肤浅看法，以求教于大方，并就有关问题同索宝祥先生商榷。  

　　一、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吗？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世称“史圣”。这是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无论在史观上，还是在史德、史品上，司马迁都是后世史学家的楷模。在对待上古帝王的问题上，司马迁是非常慎重的。特别是在对待上古帝王的卒葬问题上，司马迁可谓慎之又慎。没有把握的东西，他是绝对不会写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写其他四帝的卒葬之地，而只是明确无误地写了舜帝“葬于江南九疑”，就是因为对其他四帝的卒葬之地没有把握。但索宝祥先生认为，在舜帝卒葬的问题上，“司马迁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曲解了墨子‘道死’二字，认定舜必卒于蒲反都之外；二是把孔安国的‘巡狩说’与《檀弓》所云“二妃未之从”揉合在一起，演义为帝舜崩苍梧而葬九疑。正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在索先生眼里，司马迁完全是主观臆断，杜撰捏造，“演义”出舜葬九疑的故事，以至贻误后世。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的结果吗？九疑山舜帝陵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才由湖南宁远人修建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  

 　　第一，从司马迁的家世和身世看，对舜葬九疑问题，他不需不会也不屑进行杜撰。   　　司马迁（前136－？）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太史令。司马谈学识十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熟谙历史。司马谈早有著述一部史书的打算。但是，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弥留之际，他还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三年以后，司马迁守孝期满，继任太史令一职。 　　生活在史学世家，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养成了良好的史学品德，那就是不遗余力地追求历史真实。为此，他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同时，他不愿人云亦云，在青年时期三次到全国各地漫游，对众多的历史问题进行考证。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漫游。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第二次，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第三次，司马迁的父亲随汉武帝东巡，病于洛阳。他从西南回朝，赶到洛阳见过病重的父亲后，奔赴山东向汉武帝复命，随汉武帝东巡海上，又封禅泰山，再经碣石山至九原郡，最后回到甘泉。这三次出游，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不仅饱览了名山大川，而且采访遗闻旧事，了解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状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湖南境内，重点考察了位于零陵郡内的九疑山。他从长沙出发，溯湘江，逆潇水，到达舜帝崩葬之地——九疑山。在九疑山，他亲眼得见了舜帝陵庙，并走访官方民间，了解当地的传说故事、民间歌谣、民族风情和历年祭祀舜帝的情况，为以后做出“舜葬九疑”的历史性结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写作中国第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后来，司马迁不幸遭遇了李陵之祸。其时，在攻打匈奴的战斗中，汉将李陵战败被俘后投降匈奴。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坦诚直言，认为李陵投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话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惨遭腐刑。这对司马迁来说，实在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但他没有一死了之，而是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奋笔疾书，写完《史记》。这部巨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三千多年的历史，共计五十二万余字，实现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会杜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舜葬九疑”的故事来亵渎用血与泪写成的《史记》吗？他会杜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舜葬九疑”的故事来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吗？在司马迁那里，他把追求历史真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这一点，从他为李陵辩护就可以看出。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他还顶住了来自汉武帝的强大压力，不为强权所屈服。认为司马迁会“演义”或杜撰舜葬九疑的故事，那是太小看司马迁了，是太不了解司马迁了！  

　　第二，从大禹、秦始皇、汉武帝“望祭”九疑山舜帝陵的情况看，舜葬九疑毋庸置疑。   　　祭天、祭地、祭祖是古代帝王的重大礼仪，是一件历史上非常严肃而认真的大事，决不会胡乱去祭，也不会草率从事。夏、商、周时期，都把舜帝作为人文始祖进行祭祀。自夏朝开始，九疑山舜帝陵就作为祭舜朝圣之所，历代香火不绝。

　　第一位祭祀舜帝的就是大禹。《大清一统志》载：“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山而祭舜。”《大清一统志》是清代官修地理总志，内容丰富，参订精详，是一本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志，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它关于夏禹在衡山“望九疑山而舜”的记载，总不至于是哪一位好事之徒的杜撰或恶作剧，肯定是有所依据的。否则，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被通过和被采用的。 　　第二位祭祀舜帝的是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秦始皇姓赢。赢姓为舜帝后裔。秦始皇出游到云梦，望祭舜帝于九疑山，是祭祀自己的老祖宗。秦始皇总不至于连自己的老祖宗——舜帝葬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搞清楚，就在云梦搞起了祭舜。同时，秦始皇祭舜的时间，距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的时间才一百年多一点，司马迁总不可能“演义”出或杜撰出一个秦始皇在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的故事来吧。

　　汉武帝是有记载的第三位祭祀舜帝的帝王。《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冬，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疑。”盛唐，在当时的南郡，即今湖北江陵一带。《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人。汉武帝在盛唐祭舜一事，距东汉不久，应属准确无误，绝不会是班固“演义”出来或杜撰出来的。 　　自夏禹到汉武帝，三位帝王祭祀舜帝。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到达九疑山祭舜，但文献上都很清楚地记载，他们是向九疑山的方向望祭。如果舜帝不是葬在九疑山，他们作为帝王，而且都是有着雄才大略的帝王，却做出“望祭舜帝于九疑山”的举动，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位帝王来说，祭祀舜帝绝对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们要举行这样大的活动，绝不会是心血来潮，一时兴起，闹着玩的，必然会事先咨询有关大臣的意见，把舜帝陵的位置搞准确，进行精心的准备，并用香汤沐浴后才能进行祭祀活动。如夏禹在衡山祭舜时，筑了一个紫金台，是在紫金台上进行祭祀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地鞠几个躬就了事。另一方面，无论是大禹，还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举行祭舜活动，肯定都是自主地进行的，肯定不是什么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而且司马迁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山西永济鸣条岗的舜帝陵，在司马迁之前，有哪一位帝王云祭祀了？到了司马迁以后，又有哪一位帝王去祭祀了？古代帝王望祭或遣使到九疑山祭祀舜帝，难道是闹着玩的，或者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山西安邑鸣条有个舜帝陵，才随便找个九疑山来祭祀舜帝？或者虽然知道安邑鸣条岗有个舜帝陵，却硬要同鸣条岗舜帝陵过不去，偏偏不到那里去祭祀舜帝？对这些帝王九疑祭舜的事情，难道索先生一无所知，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是有意回避？如果不是，索先生对此又做何解释？  

　　第三，从西汉以前文献典籍的记载看，舜帝葬于九疑山。 

  　古代文献典籍是研究三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地理的重要依据。我国古代关于舜葬九疑的文献典籍很多。由于索先生认为“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只例举一些司马迁之前的文献典籍。 　　《礼记·檀弓上》载：“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所记的秦汉以前各种礼仪的论著，最后由西汉的戴圣汇编而成，也称《小戴记》。《礼记》关于舜葬于苍梧之野的记载，是舜葬苍梧九疑最早见诸文字。由于戴圣生活在汉宣帝时代（前73－前50），曾任九江太守，在宣帝时立为博士，《礼记》的编纂时间也应在这一时期。作为《礼记》编纂者的戴圣，对于苍梧在什么地方，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元鼎六年（前111），已经设立苍梧郡。苍梧郡的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宜以北。到戴圣编纂《礼记》时，苍梧郡依然存在，而且离他曾任太守的九江不是很远。当时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苍梧这一地名或行政区域名称，因此苍梧在中国南方是确定无疑的。 　　《山海经》对舜葬九疑问题有多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源，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共十八篇。《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东汉刘歆《上山海经表》中，认为该书出于唐虞之际，为禹、益所作。这是《山海经》传为大禹时作的证据。《尔雅》、《论衡》、《吴越春秋》等皆从其说。《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列传》：“禹巡行四岳，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同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注之，故名曰《山海经》。”晋代大地理学家郭璞也认为《山海经》产生于唐虞时代，并为《山海经》作注。此后，曾有不少人对此书进行注释。其中清代有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证》等。近代学者多数认为，《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其中十四篇是战国及战国以前的作品，《海内经》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但是，无论对《山海经》的具体看法各有不同，却有一个看法是相同的。即这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记叙了大量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　里、民族、特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的神话传说，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极为珍贵而有价值的重要古籍。从《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记述看，多数记述属战国以前。其中《山海经·海内经》有“长沙零陵界中”，其记述的时间可能在秦至西汉初年，因“长沙、零陵界中”的长沙、零陵之间有隶属关系。秦设长沙郡，长沙郡下有零陵县。西汉初设长沙国，零陵县隶属长沙国。到西汉元鼎六年（前111）设立零陵郡，零陵与长沙已无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了。《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记述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这一记述早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撰《史记》始于前104年，而《山海经》记述舜葬九疑的时间在西汉之前，至迟不会晚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二是《山海经》记述非常明确，即舜帝陵在长沙郡零陵县的九疑山，说明舜葬九疑并不是司马迁在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南巡”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而是司马迁撰《史记》前早就存在的历史事实。三是苍梧山是一个大地名，九疑山是一个小地名，是苍梧山的一部分。因此，《纲纪》注：“苍梧山亦名九疑。”今《词源》注：“苍梧，山名，地在今湖南宁远县境。”至于西汉为什么在广信设置苍梧，而不是在零陵设立苍梧郡，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论述。四是舜所葬在零陵境内的九疑山，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索先生则对《山海经》的记载不以为然，说：“这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乃多人合作完成，本身并不严谨，不少地方自相矛盾，不足以作为论据。”笔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而且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多人合作完成，本身确实也有很多并不严谨的地方，但因此就说《山海经》不能作为论据，则是有失偏颇的。《山海经》上诸多关于舜葬九疑的记载，决不是一句“不足以作为论据”就可以否定的。

此外，我们来看看屈原有关舜葬九疑的描写。屈原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因遭谗被流放于湖湘一带，作《离骚》、《九歌》等诗篇，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屈原的诗篇中，多次提到九疑与舜帝。如在《离骚》中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迓并。”描写自己溯湘江南行，到九疑向重华（舜帝名重华）陈词诉说，受到九疑山诸神的热情欢迎。在《涉江》中写道：“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描写自己与舜帝驾着青虬、白螭，畅游瑶台。又如在《九歌·湘夫人》中写道：“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也是写在九疑受到欢迎。当然，屈原的这些诗篇都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资料，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来看待。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屈原是到九疑山去朝见舜帝，而不是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朝见舜帝。也就是说，在屈原那个时代，舜葬九疑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事实。不然的话，屈原的诗篇中就不会写到九疑去朝见舜帝，而可能是到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去朝见舜帝了。 　

　上述文献记载与文学作品描写表明，先秦时期，舜葬九疑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记叙《礼记》的孔子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等，对于何谓苍梧，苍梧在何处，应当是非常清楚的。而《山海经》的作者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们在当时不可能不读孟子的书，不可能不知道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决不会受到司马迁的什么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司马迁之前的人。他们这样写，无非存在这样两种可能性：一是九疑、苍梧、鸣条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的几种不同说法。二是他们都不认同孟子的观点，认为孟子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四，从众多的考古发现看，舜帝葬于九疑山。 

  索宝祥先生引用了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 “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然而，索先生却说：“据此便认为帝舜卒葬于此，显然失于草率。考古发现只能说明秦汉时期宁远建过陵庙，却并不见得帝舜一定卒于宁远。”他还说：“正是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 　

　事实果真如索先生所说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是司马迁通过“演义”，杜撰了一个舜葬九疑的故事，讲了一句舜“葬于江南九疑”的话，于是乎湖南宁远人按照司马迁的话，才在九疑山修建了一处舜帝陵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九疑山舜帝陵庙的修建，不仅不是因为司马迁讲了话才修建的，而且九疑山舜帝陵庙的修建有着久的历史，远在司马迁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做出舜葬九疑的结论，首先在于当时的九疑山已经存在舜帝陵庙，而且司马迁亲自到过九疑山，亲眼见过这里的舜帝陵庙。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完全可以推翻索先生的说法。 　　多数人可能都还记忆犹新，1972年，我国考古学界有一项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那就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幅用帛绘制的地图。据专家研究，我国地图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周召公宫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保存的最早的地图。这两幅地图的主区域，都是深水流域，即现在湖南永州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亦即九疑山地区或南部六县。因为潇水在晋代以前称为深水，而潇水中上游流域就是九疑山一带。在这两幅地图中，有一幅是驻军图，上面有九个地方标有驻军。另一幅则是地形图，上面画有山、水、村落及道路等。图中的九疑山，采用十分醒目的漩涡线标示，类似当今地图中的等高线。图中绘有三十三条河流，其中九条标有河的名称，而标示深水的线条又黑又粗。这些河流都画得非常准确，与现在的潇水水系完全一致。在九疑山的南侧画有一处建筑物，建筑物的前面画有九条柱状物，中间画有五个“∧”型屋脊，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谭其骧教授说：“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夸大地画在地图上，这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并不足奇。”实际上，九条柱状物和五个“∧”型屋脊，还有“九五至尊”的意思。《易经·乾卦》说：“九五，飞龙在天。”乾卦九五，术数家说是人君的象征。后人因此称帝王为“九五至尊”。舜帝贵为天子，其陵墓所在地在地图上用九根柱状物和五个“∧”型屋脊表示，其意思明白如纸。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能说明这两幅地图到底是西汉时期什么年代的，是不是也受了司马迁的影响，“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马王堆西汉古墓的主人才画这两幅地图？！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非也。这两幅地图的主人，是当时的长沙王利仓之子。利仓之子是长沙国的一员战将。当时，长沙国的南部九疑山一带，与南越王赵佗（？—前137）的地盘接壤，位于防御赵佗的最前线，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与作用。南越王赵佗曾在吕后时发兵攻打长沙国的边邑，即今之九疑山与广西梧州一带。为此，汉文帝时期（前179－前157）在九疑山地区建立了“深平军事防区”。担任军事防区的历任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当时长沙王利仓的儿子。这两幅地图所描绘的区域，正是利仓之子的驻防区——深平军事防区。地图上山川、道路、村落等，之所以画得非常详细而准确，是因为它是利仓之子实地考察绘制而成。据考古界研究，利仓之子卒于前168年，此墓也葬于前168年。这两幅地图的出土至少可以说明四个问题：一是九疑山舜帝陵先于这两幅地图而存在，也就是说，在绘制这两幅地图之前，九疑山舜帝陵庙就已经存在了，绘制地图的人肯定是见过九疑山舜帝陵庙的，而不可能是绘制地图的人主观想象出来的。二是这两幅地图绘制的时间在公元前168年之前，不然的话不可能随墓主人葬入墓中。三是这两幅地图绘制时间的下限，比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的时间上限即公元前104年，要早64年；比司马迁的出生时间——公元前146年，还要早22年。也就是说，这两幅地图不可能是受司马迁的影响，或者“因了司马迁的一句话”而绘制出来的，而是地图的主人或更早的人自主绘制的。四是司马迁于元朔三年（前126）游历九疑山时，应当是见过当时的舜帝陵庙的。因为当时离利苍之子逝世的时间还只有40余年，那里的舜帝陵庙应当还是存在的。 　

　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湖南省考古工作在九疑山玉琯岩发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建筑物遗存。经过勘探试掘，发现遗址占地3.2万平方米。建筑基址呈南北向、东西向叠压，长宽均愈100米。遗址的位置与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地图上标示的舜帝陵庙位置吻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有关专家学者，于2004年8月，赴九疑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论证，对这项考古成果做出了权威性认定：考古工作者在九疑山玉琯岩南面已经发掘出了汉唐时代舜帝陵庙遗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时代最早的舜帝陵庙。同时，遗址出土了大量汉唐时代的文物，如东汉“诣环吴”铭文杯柄、“王”字头兽面瓦当，唐代“舜”字头专用祭器等。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史籍中玉琯岩关于前秦汉时期就建有舜帝陵庙的记载。参加考察和论证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国家考古专家组组长、研究员黄景略说：“九疑山玉琯岩遗址，是有文献记载的。司马迁《史记》有记载，马王堆出土古地图中有记载，而且大约的环境相吻合。虽然现在挖掘的还只是唐宋时期的遗址，但已经很不一般。我们说舜帝陵在此处，应该是准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舜葬九疑决不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而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历史事实。司马迁做出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的千古定论，决不是心血来潮，随心所欲，而是以历史典籍与亲自考察所见的九疑山舜帝陵为事实依据的。  

　　二、《竹书纪年》是对“零陵说”的“重创”吗？ 

  　　索先生否定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竹书纪年》。他是这样说的：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索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零陵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说法，亦即本文开头引用索先生所指的“苍梧零陵说”。那么，索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给“零陵说”以“重创”的《竹书纪年》，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又是怎样给“零陵说”以“重创”的呢？它果真给“零陵说”以“重创”了吗？这里边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清楚。   　

　1、《竹书纪年》的来龙去脉   　　《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分，长二尺，节新如故。”《晋书》、《南齐书》中所说的竹简，就是后人所说的《竹书纪年》。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竹书纪年》为十三卷。至唐代，此书逐渐亡佚。到南宋时，仅存残杂本三卷。明嘉靖年间（1522－1564），有人搜集《竹书纪年》的佚文，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编出《竹书纪年》上、下卷，即今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伪书。清代徐文靖统笺的《竹书纪年·序》与《竹书纪年·杂述》说，竹书发现时，已有“七篇简书折坏”，“书皆科斗字”， “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梁天监（502－515）中，沈约始为之附注。”。实际上，徐文靖所统笺的《竹书纪年》，就是明代出来的伪《竹书纪年》。后来，清代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著名学者王国维以此为基础补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竹书纪年》，都是清代的东西，而不是晋代出土的东西。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鲁国史官撰写的一部史书，“其所纪始黄帝，终魏今（襄）王二十年（前299）”。它的发现，对史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样说，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研究夏、商、周及上古历史，所依据的主要是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而孔子在删定百篇《尚书》时，把原来国家档案中近三千件史料都毁掉，而只留下他认为有用的一百篇。这就造成了很多史料的缺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造成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给后人研究三代特别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是秦始皇为了“书同文”，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骂名千载的“焚书坑儒”事件，销毁了大量的来自六国的文献资料，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文化浩劫。即使有幸留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如《尚书》，也已残缺不全。一些伪造的文献资料也因此大行其道，有时候甚至搞得真假莫辨，如晋代的《伪古文尚书》，也给后人研究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三是《竹书纪年》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既没有经过孔子的删节，也没有经受“焚书坑儒”之祸，保存了史书的原貌，其内容当然也是可信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的内容就是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说《竹书纪年》“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包括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些错误，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现在见到的《竹书纪年》，并非是一部比《史记》更伟大、更权威的信史。从《竹书纪年》的发现到注疏的过程来看，该书是在盗掘魏襄王墓时被发现的，后交由束皙将竹简上科斗文转换成当时的书写体抄写出来。到了宋代，《竹书纪年》已经佚失。也就是说，当年由束皙抄写出来的《竹书纪年》已经不见了。过了几百年后，明代人托名梁代的沈约，伪造了一部今本《竹书纪年》。我们丝毫不怀疑当年出土竹简上的内容的真实性。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竹书纪年》还是不是与当年竹简上的完全相同？会不会也与当年的《伪古文尚书》一样，掺进了一些伪造的材料？如果没有掺进伪造材料，它当然百分之百是一部信史。但是，如果它已经掺进了一些伪造的材料，它当然就算不得一部信史了，至少算不得一部百分之百的信史了。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看，情况显然属于后者，显然已经不是原貌。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毫无根据呢？当然不是。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中“帝舜有虞氏”一条的最后一句：“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今海州”三个字显然是后人塞进去的，不是原有的。 “今海州”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但是，作伪者千虑一疏，忘记了在战国时期根本就没有海州这个地名，更没有海州这个行政区域名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个地方叫过海州。一是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置海州，治所在龙沮（今江苏灌云西南），北齐时移治朐县（今连云港市西南海镇）。二是辽代所置海州，治所在临溟（今辽宁海城县），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三是地名，在江苏连云港市西部、陇海铁路线上，为连云港市辖区之一。这三个海州，都不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且距战国时期最少也在800年以后。前述足以说明，“今海州”是后人塞进去的。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始于黄帝，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却又来了一个《前编》，增加了两个人物：一为太昊庖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前编》是后人增加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因为如果是原来就有的，就应该同后面的黄帝轩辕氏等等人物放在一块，没有必要再来单独设置一个《前编》。这里还附带说一句，这些做假的手段与方法也实在太不高明。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索先生对《竹书纪年》那么情有独钟，那么偏爱，把它说得那样完美，那样纯洁。难道索先生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竹书纪年》，已经不再是晋朝发现的那部《竹书纪年》了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虽然里面有不少作伪的成份，但我们还是要像对待现在看到的《尚书》一样，去伪存真，充分发挥其作用。  

 　　2、《竹书纪年》对“零陵说”无所谓“重创”。   　　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晋代出土《竹书纪年》后，“给予‘零陵说’以重创”。我不知道索先生说这话的依据何在？是二十四史将舜葬九疑的结论改成舜葬永济鸣条了，还是此后的历代帝王不再祭祀九疑山舜帝陵，而去祭祀永济鸣条岗了？抑或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依据？我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但是，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倒发现《竹书纪年》并没有给司马迁的“零陵说”以重创，舜葬九疑的事实依然为历代帝王和史家所认同。下面，我们可以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从帝王的祭祀活动看，晋朝以后，历代帝王对舜帝的祭祀，并没有因为发现了《竹书纪年》，就把遣使到九疑山祭祀改为遣使到永济鸣条岗祭祀。前面已经讲过，帝王祭祀舜帝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而是非常严肃、认真、隆重的政治活动，必须有可靠的历史依据。就在《竹书纪年》出土后不久的南朝宋代永初三年（422），武帝刘裕遣官张邵、颜延之赴宁远九疑祭舜，并留有祭文。这时离发现《竹书纪年》的晋太康二年（281），仅仅只有141年。当时的《竹书纪年》尚未散佚，《竹书纪年》又是那样地“赫然出世”，刘裕、张邵、颜延之等人不可能不知道有一本《竹书纪年》，不可能不读这样一本出土不久的典籍，不可能不知道《竹书纪年》关于舜帝的诸多记载。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到安邑鸣条岗去祭祀舜帝，而是依然到九疑山去祭祀舜帝。唐玄宗先天元年（712），遣大臣、名相张九龄赴九疑祭舜。北宋建隆年间（960－963）时检校太保、行道州刺史事奉诏重修舜庙。《宋史·礼志》载，乾德元年（963），“诏行代帝王载在祀典，其太昊、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到了乾德六年（968），宋太祖敕令九疑山舜庙，每三年一祭。《元史·祭祀志》载：“致和元年（1328），礼部移太常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明洪武初（1368－1369），朱元璋遣使绘九疑山舜陵图。洪武四年（1371）春，朱元璋遣翰林院编修雷燧祀祭九疑山舜帝陵，将舜庙从玉琯岩迁至舜源峰下。此后，国祭九疑山成为定制，定三年一祭，并置守陵户。在整个明代，皇帝遣使到九疑山祭舜达十五次。进入清朝后，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有皇帝都曾遣使到九疑山祭舜，其达44次，其中康熙朝9次，乾隆朝14次。从上述情况看，索先生所说的“给‘零陵说’以重创”的现象，在历代帝王那里并没有体现出来，历代帝王仍然我行我素，没有理会《竹书纪年》那一套，仍然遣使前往九疑山祭舜。相比之下，从《竹书纪年》出土后，又有哪些帝王遣使到永济鸣条岗去祭舜了？！是否“重创”，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从晋代以后的文献典籍看，舜葬九疑说依然没有受到多大挑战，认同舜葬九疑的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后，情况也并不是像索先生所说的那样，“‘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索先生在文中所例举的对“零陵说”持不同看法的，也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如“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现在就举一些坚持舜葬九疑说的人。如晋代皇甫谧（215－282），在《竹书纪年》出土的第二年去世，但他所著的《帝王世纪》仍然说：“（舜）葬于苍梧九疑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撰《水经注》时，距《竹书纪年》出土已经两百余年，但他似乎并没有受到《竹书纪年》的影响，仍然说：“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昔舜南巡狩而没，葬于苍梧之野。”又云：“帝舜南巡，葬于九疑。”《名舆胜览》云：“九疑山亦名苍梧山，其山有朱明、石城、石楼、娥皇、舜源、女英、箫韶、桂林、杞林九峰。又有舜峰，不列九峰之内，舜所葬处。”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认为舜帝葬于九疑山。直到近现代和当代，舜葬九疑仍然是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毛泽东也持这样的看法。他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也是以舜葬九疑，娥皇、女英千里寻夫为背景的。为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安邑鸣条说在什么时候超过了舜葬九疑说，又是怎样超过舜葬九疑说的？索先生所说的安邑鸣条说超过舜葬九疑说的依据何在？ 

  3、鸣条苍梧在哪里？   《孟子·离娄下》说：舜帝“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则说：“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那么，《孟子》、《史记》、《竹书纪年》的说法孰是孰非？“鸣条”在哪里？“苍梧”在哪里？鸣条苍梧又在哪里？ 　　首先，应当排除鸣条苍梧在“今海州”。按《竹书纪年》的说法，鸣条苍梧在“今海州。”“今海州”就是今江苏的连云港市。但是，“海州”是南北朝以后才出现的德政区域名称。清代已经有人考证，“今海州”三个字是后人伪造的。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海州’系作者所本，疏证曰：‘案《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此附注如出沈约，不当有‘今海州’语。考《困学纪闻·五》云：‘苍梧山在海州界。’此作伪者所本。” 王国维的这段话，排除了鸣条苍梧在“今海州的”的可能。 　　其次，应当搞清苍梧到底在哪里？苍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山海经·海内南经》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源，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璞注：“山在今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溪，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总其地为苍梧也。”《战国策》云：“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指楚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栗之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淮南子》云：“苍梧之山在苍梧冯乘县东北，零陵之南。”这些记载，有以下几点是比较明确的。一是苍梧山在南方，而不是在北方或其他什么地方。特别是《战国策》明确标定了楚国的范围，指出洞庭湖、苍梧山在楚国的南部。二是苍梧山在今永州南部。永州古称零陵。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置零陵郡。隋开皇九年（589），撤销零陵郡，设立永州总管府。从此，零陵、永州一地二名。郭璞所说的营道县，置于西汉元鼎六年，隶属于零陵郡。《淮南子》所说的冯乘县，即今永州市江华县，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隶属苍梧郡、临贺郡，隋开皇九年并入永州。这两个县均位于九疑山周围，冯乘县在九疑山西南面，营道县在九疑山正北面。三是苍梧山即九疑山，是九疑山一带山脉、山峰的总称。这一点，郭璞说得特别明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苍梧山虽然在南方，但不是指九疑山一带，而是在今广西梧州，苍梧之野是指广西梧州一带。持这种看法的人，理由就是一个，苍梧山如果不在梧州，为什么西汉时在这里设立苍梧郡？为什么不把苍梧郡设在零陵？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清楚。第一点，零陵是舜帝陵的别称、美称。为什么把舜帝陵称为零陵，这一点将在后面述及。第二点，秦始皇设立零陵县，汉武帝设立零陵郡，都有纪念舜帝之意。把舜帝陵作为县名、郡名，无论如何比把山名作为郡名要有意义得多。既然已经把舜帝陵作为县名、郡名，就不可能同时把苍梧作为这里的县名、郡名。但是，苍梧毕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名，因此在苍梧的南边设立一个苍梧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地名的变动在中国古代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不足为怪。就以广西桂林而言，秦始皇设立的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而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桂林郡，治所先后在武安（今广西象州西北境内）、潭中（今广西柳州市东南）、中溜（今广西武宣南）。直至明朝改静江府为桂林府，桂林才真正成为现在意义上的桂林。也就是说，现在的桂林是借用了古代桂林的名称。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桂林，就断言这里一直叫桂林，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的道理，苍梧郡的得名是借用了苍梧山的名称，只不过苍梧郡位于苍梧山的南面而已。

　　至于全国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苍梧山，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当然，也可能有好事者，为了某种利益或需要，伪造了一些苍梧山的山名。如《伪竹书纪年》中就伪造了一个在海州的苍梧山。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为了证明舜帝葬于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干脆依据《伪竹书纪年》的记载，把苍梧山搬到了山西永济的鸣条岗，说“鸣条苍梧”就是指鸣条岗。但是，这些伪造的虚假的苍梧山，又有谁会相信呢？有哪一本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苍梧山在山西永济？山西永济的苍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要稍具历史学识的人，特别是严肃的、负责任的专家学者，都不会相信这些伪造出来的苍梧山。退一步讲，如果山西永济有苍梧山，即使《竹书纪年》埋到了地下，不见了天日，苍梧山的山名总还是存在的，当地的人总还是知道的，永济、运城一带的历史文化名人总是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将这个山名传承下来的。总不至于《竹书纪年》埋到了地下，没有人知道，苍梧山或苍梧山的山名也跟着埋到了地下，也没有人知道了。直到《竹书纪年》重见天日，永济苍梧山这一山名才又随之重见天日！试问，如果永济在《竹书纪年》埋入地下之前真的有苍梧山，那么在《竹书纪年》从埋入地下到重见天日这段时间内，永济的苍梧山到哪里去了？在此期间，哪一部文献上有永济苍梧山的记载？索先生能不能为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苍梧都是在中国南方，而不是在中国北方，因而也不可能在山西的永济县。 　　再次，应当搞清楚鸣条在什么地方。鸣条，本来是指风吹树木枝条发出声音，亦指因风作响的树枝。汉董仲舒《雨雹对》云：“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晋陆机《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董、陆之言“鸣条”，都是指树枝因风作响，即鸣条的本意。后来，鸣条被引作地名。由于后人将鸣条与舜帝卒葬连在一起，鸣条又表示舜帝死后，天地之间悲风凄雨，树木枝条也为之呜咽。其用于地名，则始见于《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在这里并没有讲鸣条在什么地方。《竹书纪年》谓“鸣条有苍梧之山”，也没有讲清楚鸣条具体在什么地方。现在，中国叫鸣条的地方很多，有的说鸣条有五个，有的说六个，还有的说有十多个甚至二十几个。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定陶鸣条说。《尚书·汤誓》云：“伊尹相汤伐桀，升自　，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　。俘厥宝玉，谊伯、伯仲作《典宝》。”《后汉书·郡国志》说：“济阴郡定陶县有三　亭。三　即三　。由鸣条遂伐三　，则鸣条当亦不远，其所在则未详也。”《尚书》与《后汉书》这两段话，大意是说伊尹率军与夏桀交战于鸣条之野。夏桀被打败后逃往三　，伊尹又率军追赶到三　，缴获了大批宝物。鸣条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济阴郡定陶县一带，因为定陶县一带有三　亭。据考，西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分梁国置济阴国，后改为郡，治所在定陶（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荷泽附近一带。从这些情况看，鸣条在今山东定陶一带。二是巢县鸣条说。郑玄认为，鸣条是一个南夷地名，因为《礼记·檀弓》说舜葬于苍梧之野，而孟子说舜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论威篇》载：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说：“汤困桀鸣条，擒之焦门。”《淮南子·修务训》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孟子正义》在引述了上述说法后，认为“南巢即焦门，在今江南巢县，均与鸣条皆贯，故郑意鸣条之在南也。”三是安邑鸣条说。《史记·殷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四是荆楚鸣条说。刘俊男《华夏上古史研究》云：“诚然，有些地方有小地名叫鸣条，这是可能的。按今本《竹书》，鸣条有苍梧之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刘先生认为，“条”即古攸、修字，“攸、修、条皆有‘长条’之义，如攸长、修长，亦荆楚之义，因为荆楚皆长条形灌木。”五是河南鸣条说。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在今河南封丘东，亦即陈留。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鸣条在河南开封附近，亦即长垣。 　　综上所述，如果《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关于“鸣条有苍梧之山”的记载不是后人伪造的，那么这里的鸣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鸣条是一个大的区域性地名。苍梧山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鸣条有苍梧之山”，鸣条就应当是比苍梧范围更大的区域地名。第二，鸣条与苍梧之间应当有从属关系。按《竹书纪年》的说法，“鸣条有苍梧之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即鸣条包括苍梧山，苍梧是鸣条的一部分。第三，鸣条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南方。苍梧山是在中国南方无疑。鸣条与苍梧之间有从属关系，鸣条本身也只能是位于南方，不可能位于北方。第四，苍梧与九疑在同一区域。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述及，此处不再重复。把这四个条件放到一块，就会出现如下的逻辑关系：南方有鸣条，鸣条有苍梧，苍梧有九疑。或者说，九疑在苍梧一带，苍梧在鸣条一带，鸣条在中国南方。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刘俊男先生所说的“荆楚”。无论是荆楚，还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的荆州之“荆”，都是鸣条的意思。鸣条即荆楚。荆楚南部有苍梧之山。只有这样，“鸣条有苍梧之山”，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全国各地有不少地方称为“鸣条”。但是，这些鸣条都是一些小地名，都不具备“鸣条有苍梧之山”的条件。既然如前面所说，鸣条在中国南方，怎么就能肯定《竹书纪年》是强力支持“安邑鸣条说”，而不是支持宁远鸣条说或舜葬九疑说呢？如果索先生认为《竹书纪年》中关于“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和“鸣条有苍梧之山”的记载准确无误，如果舜帝确实如孟子所说“卒于鸣条”，那么这里的鸣条，就应当是与苍梧有从属关系、位于中国南方的鸣条，而决非山西安邑或其他什么地方之鸣条。   　

　三、如何解读孟子“卒于鸣条”之言   　

　《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索先生便据此认为，鸣条是在安邑；舜帝“卒于鸣条”，就是卒葬于安邑鸣条岗。索先生还在文章最后说：“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那么，孟子“卒于鸣条”之言真是“千古不刊之论”吗？舜帝真是卒葬于安邑鸣条岗吗？《竹书纪年》真的强力支持“安邑鸣条说”吗？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前335－前296年间，孟子曾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前319－前296年间，曾收徒讲学，并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他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孔子齐名，人称“亚圣”，他与孔子的学说也被后人合称为“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孟子与孔子一样，非常推崇舜帝，常常谈论舜帝，即所谓有“言必称尧舜”。《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是孟子谈及舜帝的一次记录。但是，孟子对舜帝的地望、行迹、卒葬是否就记得那么准确无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索先生因了孟子的这一句话，便认为这是“千古不刊之论”，更是有失妥当的。

　　首先，孟子并非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修为，决不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他在说舜帝“卒于鸣条”这些话的时候，也并非出于研究舜帝的生平与卒葬。他是这样说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里有余，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舜帝出生于诸冯，搬迁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之人，文王出生于岐周，死在毕郢，是西夷之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道路是一致的。他的这些话，是用比较的方法，说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圣人，其作为与道路是基本相同的，而并没有考证鸣条在何处的意思。同时，孟子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长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上。这样，他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像这方面一样有研究。南宋特科状元乐雷发有一篇《状元策》，作于宝佑元年（1253）。乐雷发在策对中写道：“臣记杨万里上书于孝宗有曰：‘孟子之时，去周未远也，而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闻其祥。孟献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忘其三，则记诵非孟子之所能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时，舍我其谁？’今贤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记诵是孟子的短处而不是孟子的长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之言，会不会是记忆有误？或者会不会是为了说明“圣人揆一”的道理，未加详尽考证，随口举例而已？当然，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都要记得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那就是一种过分要求了。

 　　司马迁则不同。他出生于史学世家，是一位史圣，对古代历史特别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当然要比孟子深入得多，准确得多。司马迁肯定读过《孟子》，知道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他肯定读过《墨子》，知道墨子关于舜帝“道死西戎”的说法。他也肯定读过《山海经》，知道《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说法，而且他对《山海经》这部著作还不大看得起。这些典籍关于舜帝卒葬之地的不同说法，当然会在司马迁的脑海中留下记忆和问号。正是由于前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看法不同，他才下决心三次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考察与考证工作。特别是对于舜帝的卒葬问题，他还特地到九疑山进行考察。考察考证后的结论是，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为一名因李陵问题受了腐刑的历史学家，他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司马迁不是一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很可能就会采用孟子的说法，舜帝“卒于鸣条”；或者采用墨子的说法，舜帝“道死西戎”。而无论是采用孟子的说法，还是采用墨子的说法，都不会招至别人或后人的反对。因为墨子和孟子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人。然而，司马迁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并不认同《山海经》，他还是采用了《山海经》的说法，认定舜帝葬于九疑山。为使人对九疑山所在的方位有一个准确的了解，他还特地在“葬于江南九疑”的后面加了一句：“是为零陵。”这个“是为零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舜帝陵称为零陵；二是舜帝陵在零陵郡。

　　司马迁关于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之所以在其身后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所认同，就在于他的结论比墨子和孟子的结论更科学、更准确，是建立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孟子是“亚圣”，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并不认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索先生说“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其实只过了大约500年就被司马迁打破了，并且不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所认同，这难道可以说是“千古不刊之论”吗？ 　　其次，如果舜帝卒于安邑鸣条，为何直到唐代才由安邑的地方官建庙？唐代以前，山西运城的永济鸣条岗并没有舜帝陵庙。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才由当地的地方官修建了一处规模不大的舜庙。在舜帝逝世到唐朝的三千多年时间里，永济人为什么一直不为舜帝修建陵庙，直到唐开元年间才想起来为舜帝修建祠庙呢？对此，索先生还有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舜帝本来是卒葬于山西运城的永济县鸣条岗，因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所以没有在鸣条岗置舜陵、建舜庙。直到“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运城人或永济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 　　“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所以就没有给舜帝修建陵庙，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舜帝在位时和禅位后，主要都是在永济一带渡过的。他位列五帝，在上古时代非常有影响，那么在永济一带也应当有着巨大的影响，永济（河东）人也应当对舜帝有着很深的崇拜之情。但是，如果舜帝真的卒葬于永济鸣条岗，从舜帝逝世到唐开元年间，时间已经过了三千来年，永济人（河东）人竟然没有能够为舜帝置陵建庙，这可能吗？在夏、商、周三代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河东人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没有给舜帝置陵建庙，也许有情可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与诸子百家大谈尧天舜日的时候，特别是孟子说舜“卒于鸣条”的时候，河东人也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给舜帝置陵建庙，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以舜帝道德文化为源头的儒文化在汉代大行其道，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河东人还是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是迟迟不肯给舜帝置陵建庙，河东人就那么麻木不仁，没有一点敏感性？甚至在司马迁写下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一千古定论的时候，河东人仍然在那里行若无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看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眼睁睁地看着舜帝陵被司马迁定位于江南的九疑山，而不愿意为舜帝置陵建庙。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晋朝，发现了《竹书纪年》，到了索先生所说的“《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的时候，这应当是河东人反驳司马迁的“舜葬九疑说”，重新肯定舜帝卒于鸣条的大好时机。河东人仍然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仍然不肯给舜帝置陵建庙，这确实让人迷惑不解。三千年，这绝不是弹指一挥间，不是几天、几个月、几年、几十年，河东人就那么对舜帝没有感情？就那么看不到舜文化的重要性？就那么对河东以外发生的诸多事情茫然无知？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舜帝陵根本不在永济县的鸣条岗，当地人祖祖辈辈压根儿不知道有舜帝葬于鸣条岗这件事。不然的话，几千年时间里，河东人干什么去了？难道像舜帝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葬在永济县的鸣条岗，都不值得河东人去祭祀？都不去为舜帝置陵建庙？而忍心让舜帝成为一个孤魂野鬼，没有归宿？然而到了唐朝，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河东人忽然一下子醒悟过来了，“意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确实让人不能信服。如果像索先生认为的那样，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那么河东人在唐朝的做法就是百分之百地造假。 　

　然而运城人、永济人、鸣条冈人并不认同索先生关于鸣条岗舜帝陵建于唐代的观点，不领索先生的情。他们要把鸣条岗舜帝陵的时间提前，提前到比宁远九疑山舜帝陵更早的时间，以洗刷自已的耻辱感。于是乎，他们说永济鸣条岗的舜帝陵始建于夏代，大禹曾在永济鸣条岗舜帝陵祭舜，并亲手在舜帝陵栽下了柏树。他们这样做，不管历史上有无记载，也不管别人是否认同。反正他们认定一个理：现代人做的，在后代就是历史，由不得你不相信。为了证明舜帝陵在永济县鸣条岗，他们感到光是说一说还远远不够，还不能让人信服。于是乎，他们来了一个大动作，在几年前划出了一块1700余亩的地盘，修建了一处规模极其宏伟的现代版舜帝陵庙建筑群。他们建筑了舜庙，说是建在夏代舜庙的遗址上；他们在陵区移栽了一株古柏，说这就是4000年前大禹祭舜时亲手栽下的那株古柏；他们在舜庙里绘制了长卷的舜帝事迹图，说是出自何处名家之手。如果光是听说，人们也许还不会相信，永济鸣条人会做假到这个地步。好在有机会于2004年4月到永济县“鸣条岗舜帝陵”去参观了一次，才看出了事情的蹊跷所在。他们所说的夏代舜庙遗址，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只是建筑舜庙所用的砖头，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的古建筑或旧建筑物上拆下来的。他们所说的大禹亲手栽种的古柏，如果真是如此，就应该是栽在所谓的夏代舜庙遗址旁边。但这株古柏，却明明是从什么地方移栽过来的。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这株古柏还没有成活，树干上、树枝上还挂着瓶子，正在给尚未成活的古柏输液！舜庙里面挂的长卷绘画，与宁远县九疑山舜帝陵里面挂的长卷绘画一模一样。宁远九疑山舜帝陵里面的长卷绘画，由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宁远籍著名画家刘双全创作，永济鸣条岗舜帝陵里面的长卷绘画，百分之百是九疑山舜帝陵绘画的复制品（附带说一句，据说这几幅复制品已经被换掉了。否则，如果刘双全副教授知道了这件事，说不定会与复制者打官司的）。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道这样做，是由于“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是其他什么更深层次或更浅层次的原因。中国神圣的舜帝文化就用这种手段、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喜乎？悲乎！ 　

　再次，纪市不在安邑。索文说：“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那么，这里所说的纪市又在何处。索文在最后一段文字中说： 　　“‘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 　　索先生认为，无论“纪”或“已”，都是一个古国名，它的地点是在今山东的寿光。但是，舜帝不可能葬于寿光，因为寿光从来没有建立舜祠。既然舜帝没有葬在寿光，那么就必定葬在安邑。既然舜帝葬在苍梧山之纪市，那么纪市就肯定在安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为了证明舜帝葬在永济，本来属于泛指的地名“鸣条”，只能存在于山西永济；本来位于南方的苍梧山，只能存在于永济；本来属于古国名的“纪”，同样也只能搬到永济！最后，舜帝就卒于永济（安邑）鸣条苍梧山之纪市，所谓的鸣条岗舜帝陵也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永济鸣条苍梧山纪市舜帝陵”。真是玄乎！ 　

　笔者也认为，“纪”是一个古国名。但是，“纪市”与作为古国名的“纪”之间，决不能划上一个等号。纪市不是一个国名，而只是一个地名，或者只是一个墟市而已。墨子所说的是舜帝葬于“南已之市”。“南已之市”与作为古国名的“纪”之间，更不能划上一个等号。而“南已之市”到底在哪里？有着多种说法。一说“纪市”在西戎之域。“纪市”最早见诸记载是在《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南已之市”也可称“南已（纪）”或“纪市”。墨子在这里所说的“南纪之市”在西戎。尧舜时期的西戎，决不是指“河东”一带，这是非常明确的。因此，西戎与永济（安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河东不在西戎范围内，西戎也不包括河东。《吕氏春秋·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这里所说的“纪市”，是从《墨子·节葬下》化用而来的，亦可归为墨子之说。二说“纪市”泛指南方。《诗经·小雅》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郑玄笺：“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纪理众川，使不壅滞；喻吴楚之君能长理旁侧小国，使各得其所。”这里的江汉，即长江与汉江流域。江汉流域在中国南方，这是无疑的。三说“纪市”即零陵。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苍梧九疑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这里说得非常肯定，毫不含糊：纪市即为零陵。四说“纪市”即纪城，在海州界，即今之江苏连云港市。 　　在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种说法讲纪市在安邑。而索先生则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这样，在索先生那里，西戎的“南已之市”又成了安邑城郊的“纪市”了。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解释。   　

　四、舜帝南巡“本属杜撰”吗？  

　　索先生为了彻底否定“舜葬九疑说”，于是干脆就说舜帝南巡“本属杜撰”。他认为只要证明舜帝南巡“本属杜撰”，“舜葬九疑说”就会“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他这样写道： 　　“‘零陵说’的头号证据自然是太史公之言，坚持帝舜南巡，道死于苍梧，移葬于九嶷。前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不过前文已辩清太史公之谬，其误自不待言。何况，‘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其一，按照各种史料所言，如果帝舜南巡，已是110岁的高龄了，在交通欠发达的数千年前，远涉湖湘，如何使得？其二，巡狩本为天子之职，帝舜在83岁时即命禹摄政，又何必在20多年后心血来潮，远赴六七千里。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 诚如索先生所言，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其前提是舜帝南巡。如果舜帝没有南巡，或者说舜帝根本就没有到过南方，就不可能葬于江南九疑。但是，笔者坚决反对索先生关于舜帝南巡“本属杜撰”的说法。这是因为，索先生说舜帝南巡“本属杜撰”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一，年龄不是舜帝能否南巡的决定性因素。关于舜帝·的年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舜帝活了110岁。有的认为，舜帝活了100岁。有的认为，舜帝活了80岁。最近，有学者认为，舜帝的年龄为89岁。舜帝的年龄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是由人们对《尚书·舜典》的不同解读造成的。但是，不管舜帝的年龄如何，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南巡。如果舜帝决定要南巡的话，四千年前的上古时期，交通不仅欠发达，而且是很不发达。然而那时候人的吃苦能力，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的。如墨子老年时，为了劝楚王不要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一连走十天十夜，从宋国赶到楚国。就是在今天的海南一带，还有着“老太太爬树比猴快”笑谈。农夫出身的舜帝，其身体素质应当是比较好的。而且从河东过黄河，经陕西顺丹江下汉水，再过长江，泛洞庭，然后溯湘江、潇水到达九疑山，一路基本都是水路。即使舜帝身体状况不太好，通过这条水路也是可以到达九疑山的。索先生认为，110岁高龄的舜帝不可能“远涉湖湘”。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决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上古时期的事情，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维定式去理解古人的能力。

　　第二，“巡狩本是天子之职”，舜帝已经禅位，是否就不能南巡了？巡狩制是上古帝王巡视方国、宣示王权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尧）五年初巡狩四岳。”这是巡狩制最早见诸记载。《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又载：“（尧）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这是《竹书纪年》对舜帝巡狩四岳的第一次记载。舜帝南巡的第二次记载是《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舜）帝后夏后总师，遂陟方岳。”《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也对禹的巡狩作了两次记载，一是“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南巡狩济江中流”；二是“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巡狩作为制度，是上古帝王的定期行为。虽然《竹书纪年》对尧帝巡狩只记载了一次，对舜帝和大禹的巡狩也只是各记载了再次，但尧、舜、禹的巡狩决不会只有这么几次。问题在于，舜帝禅位于大禹后，还有没有权力进行巡狩活动？还有没有可能进行巡狩活动？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大禹摄政后，舜帝仍然是名义上的天子，也可以说相当于后来的太上皇，仍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当然也有着南巡的权力。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按索先生的说法，“巡狩本为天子之职”，舜帝在大禹摄政后，就没有巡狩之权。那么，“征有苗”这样的事，是否也“本为天子之职”呢？如果“本为天子之职”，《竹书》为什么还要记载“帝命夏后氏征有苗”呢？舜帝有什么权力再来命令、差遣大禹呢？解释只有两个：一是《竹书》记载有误，不可信。这就涉及到《竹书》的其他记载是否也有错误的问题，是否也有不可信的问题。这是索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索先生所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在索先生看来，《竹书纪年》“赫然出世”，是百分之百的信史。二是舜帝在大禹摄政后，仍然对某些重大问题有着一定的决策权，或者说仍然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帝命夏后氏征有苗”的问题。除非大禹在摄政后，将舜帝软禁起来了，否则舜帝的影响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古代文献典籍中还没有关于大禹摄政后软禁舜帝的记载。否则，舜帝就不可能在大禹摄政后，还能“命夏后氏征有苗”。既然大禹没有软禁舜帝，只要舜帝还是自由的，他的影响力就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干预大禹的决策。换句话说，舜帝既然能够有权“命夏后氏征有苗”，当然也就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南巡。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封建王朝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使到了当代，也是如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面对国内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的企图，当时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不是也到中国南方进行视察，发表谈话，使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吗？上古时代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能够发生。反之，现代能发生的事情，上古时代就不能发生吗？何况在上古时代，国家的各项制度远不如现在严密。因此，当大禹摄政后，舜帝外出方国巡狩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舜帝有着南巡的理由。舜帝虽然有着外出巡狩的权力，但是并不表明他可以随意地到外地去巡狩。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巡狩，需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么舜帝有没有正当的南巡理由呢？或者说他南巡的动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舜帝南巡的理由或动因起码有三条：

　　一是了却夙愿。上古五帝时期，中国的国土与势力范围已经相当广阔。《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期的国土和势力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岳；西至于空桐，登鸡头；至于江，登熊湘；北爱荤粥，合符釜山。”大体上就是东到今山东，南至今湖南北部，西抵今宁夏固原，北达今河北。颛顼时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即北达今河北北部，南到今越南北部，东到大海，西到今内蒙古腾格里一带。而到舜帝时期，“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　、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里的交阯、北发，均在今越南境内。西戎、析枝、渠　、氐、羌，均为西方部族名称。山戎、发、息慎，均为北方部族名称。而长、鸟夷，又称长夷、鸟夷，为东方部族名称。按“方五千里”计算，舜帝时期的国土面积已达6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现有国土面积的65%。如果按国土开拓纵横五千里的70%计算，国土面积也达到4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现有国土面积的46%！舜帝执政期间，定下五年一巡狩的制度，多次巡狩各个方国。但是，对于南方而言，舜帝只在抚慰三苗时到过洞庭湖一带。因此，在禅位于大禹以后，到洞庭湖以南的地方去看一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感化三苗。上古时期，中国有着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百越、百濮等部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戎、东夷、南蛮三大部族。这三大部族之间的扩张、战争、融合，贯穿于整个上古时期。如伏羲时期，西戎的伏羲部落向东迁徙扩张，与向西迁徙扩张的东夷太昊部落相遇，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太昊伏羲氏这一大的部落集团。又如神农时期，正在向北迁徙扩张的南方神农部落，与正在向东向南迁徙扩张的西戎炎帝部落相遇，通过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炎帝神农氏这一大的部落集团。再如黄帝时期，炎帝神农部落集团同时受到来自西戎的黄帝部落、来自南蛮的九黎·蚩尤部落的夹击。两面受敌的炎帝神农部落集团，与黄帝部落集团结盟，共同打败九黎·蚩尤部落。随后，黄帝部落又打败炎帝神农部落集团，形成新的炎黄部落联盟。到了尧舜时期，以尧为代表的炎黄部落，与以舜为代表的东夷部落，通过联姻等方式，如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帝，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西戎部族与东夷部族之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南方的三苗与散落南方的蚩尤后裔和部分炎帝神农氏后裔，对尧舜部落集团构成新的威胁。大禹摄政后，舜帝命大禹发动对三苗的战争，从军事上打败了三苗。此后，南蛮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然而，盘踞南方的部分三苗部落，仍然“屡不从化”，叛乱活动时有发生。为此，舜帝带了部分随从，到三苗作乱地区，广泛开展道德教化活动。这种恩威并施的办法非常奏效，叛乱地区的三苗迅速归顺。首先归顺虞国的是洞庭湖一带的三苗部众。此后，舜帝并没有立即返回帝都，而是到今江西、浙江一带开展教化活动。到舜帝晚年，以今九疑山为中心的南岭地区，又发生三苗叛乱活动。当时，舜帝正在进行第十二次巡狩，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巡狩。得知南部地区的三苗发生叛乱后，舜帝决定南巡苍梧。

　三是回避大禹。舜帝荐禹于天。是舜帝将大禹选定为接班人，并将帝位禅让于大禹。舜帝执政期间，大禹对舜帝非常尊重，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大禹摄政以后，是不是还对舜帝一如既往地尊重，那就很难说了。一方面，舜帝与大禹有杀父之仇。在唐尧时期，大禹的父亲鲧由于治水不力，被舜“殛鲧于羽山”。大禹摄政之前，当然不会流露出对舜帝的不满。摄政以后，这种不满不时有所流露。另一方面，大禹治水成功，成为当时全国公认的英雄。摄政以后，当然也就有可能功高盖主，从而对舜帝不如以前那样尊重了。据《尚书·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在言词中不时流露出对舜帝的不恭。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舜帝主动避让，离开帝都，到其他地方去休养。这样，既可以不干预大禹摄政，又可以免受大禹的不恭。第二种可能就是在大禹的逼迫下，舜帝被迫出走。《韩非子·说疑》也认为，由于“禹逼舜”，致使舜帝与其子商君南迁。无论是主动避让还是被近出走，舜帝的最好去处就是象的封地——有庳。象是舜帝同父异母兄弟。舜帝继帝位后，将象封于有庳。有庳又称鼻墟，在今双牌县江村镇，古属道州（道县）。唐代以前，当地建有象祠，四时祭祀。唐代道州刺史薛伯高认为象是一个不祥之人，不值得后人祭祀，于是将象祠毁掉。柳宗元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肯定薛伯高的做法。有庳的地域，大致为南岳衡山以南至萌渚岭以北的潇水湘江流域。九疑山位于有庳的南部。从避让大禹的角度来说，舜帝离开帝都到南方来，与其说是南巡，倒不如说是出走南方更为合适。 　

　第三，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纯属索先生的个人猜测。索先生认为，舜帝南巡是司马迁在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那么，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的依据是什么呢？索先生拿出的唯一依据就是《汉书·儒林传》中的一段话。他这样写道：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 　　孔安国是孔子后裔，与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索先生认为，孔安国是在舜帝卒葬问题上第一个犯错误的人。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索先生引用《汉书·儒林传》中的那段话，无论如何看不出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班固也没有说孔安国有何错误，只是说孔安国有《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读之”，因“遭巫蛊”，《古文尚书》“未立于学官”。而司马迁经常与孔安国交往，研究一些史学方面的问题，在《史记·尧典》诸篇中采用了《古文尚书》的说法。仔细研读这段文字，班固确实没有说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说《古文尚书》有什么错误，更没有说司马迁《史记·尧典》诸篇中多古文说有什么错误，而只是客观地记叙了《古文尚书》发现前后的一些情况。 　　而索先生在引用《汉书·儒林传》那段话以后，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也就是说，孔安国在舜帝的卒葬问题上有两个错误，一是曲解《尚书·尧典》中“陟方”的意思，二是捏造舜帝南巡的故事，致使后世谬种流传。索先生的这种做法是移花接木，使人误以为索先生所说的这两个所谓的错误，并非索先生本人的意思，而是班固的意思。但是，班固说过孔安国犯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吗？没有！换句说，讲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巡狩” 之事，是班固的意思吗？不是！班固绝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思，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只是索先生自己的意思而已。既然是个人的意思，又何必强加到班固身上去呢？班固若是泉下有知，将做何感想呢？而司马迁与孔安国的错误有什么关联呢？为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索先生所引用的那一段话的来历或者说来龙去脉。 　　《尚书》是记叙中国古代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春秋时期人物与事迹的重要典籍。周朝统治者一直把《尚书》作为培养士大夫的教科书。相传《尚书》原有三千篇，后经孔子删定为一百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实现“书同文”，制造了骂名千载的“焚书坑儒”事件，不少古代典籍遭到焚毁，《尚书》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古代典籍保留了下来。秦末的伏生家里就保存了一部百篇《尚书》。楚汉相争时，为免遭战火毁坏，他将《尚书》藏于老家墙壁中。然而兵荒马乱之后，伏生回到故里，发现百篇《尚书》只剩下了二十九篇。无奈之下，他只好抱残守缺，在齐、鲁间授徒。《尚书》原来是用古文（周文）书写的。为了教学方便，伏生将《尚书》由古文转换成汉代通行的隶字。后来，汉魏学者就把伏生所传授的二十九篇《尚书》称为《今文尚书》。

　　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今文尚书》博士，对《尚书》当然是很有研究的。元光年间（前134－前130），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为了扩建王府，在拆除孔子旧居墙壁时，发现一部用周朝文字写的《尚书》，将其交给博学多才的孔安国。于是，孔安国将周文《尚书》与伏生的《今文尚书》一一进行对照，并用汉隶在竹简上抄写出来，形成后人所说的《古文尚书》。但是，《古文尚书》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没有定为官方的教科书。原因是元光五年（前130），宫廷发生了巫蛊事件。 　

　到了晋代，豫章内史梅赜（又作梅颐、枚颐）将《古文尚书》奏于朝廷。他上奏的《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九篇。此后，四十六卷、五十九篇本的《古文尚书》很快成为官方教科书。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为《古文尚书》作疏。唐永微四年（653），长孙无忌等人又加以刊定。但是到了宋代朱熹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五十九篇本的《古文尚书》提出质疑，并作了大量的考辩工作。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正》，考证《古文尚书》中《秦誓》关于“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一条，与孔安国所注《论语》相反。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考证“《禹贡》　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其地名的出现都在孔安国之后。朱彝尊《经义考》，则对《书序》中关于“东海驹骊扶余　貊之属”进行考证，认为驹骊王朱蒙到汉元帝建昭二年（37）才开始建国，而孔安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比驹骊王建国时间还早一百来年，根本不可能知道驹骊国。因此，到了清代，学术界基本认为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托之作，从而称为《伪古文尚书》。 　

　上述可以看到，从伏生的《今文尚书》到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再到梅赜的《伪古文尚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伏生的《今文尚书》应当比较真实。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因为遭遇巫蛊事件，未立于学官。后来在三国时期，魏国的学者王肃曾注释《古文尚书》，也已经散佚。因此，《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如何，真实性如何，尚不得而知。晋代梅赜所奏的《伪古文尚书》，很可能是在《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塞进了一些伪造的史料，其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然而《伪古文尚书》毕竟保存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重要史料，仍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后人对《伪古文尚书》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加以充分利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其中的《尚书》基本上保存了《伪古文尚书》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将《伪古文尚书》中已经考证的属于伪造的内容进行删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汉书·儒林传》中的那一段话。索先生说孔安国的错误是从曲解“陟方”开始的，并在此基础上“妄添巡狩之事”。那么，“陟方”一词到底应当如何解读呢？舜帝“巡狩之事”是不是孔安国“妄添”的呢？ 　

　索先生所说的孔安国曲解“陟方”，可能就是指《尚书·舜典》的最后一句话：舜“五十载陟方乃死”。《舜典》的这句话到底该当怎样理解或解读，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将“陟”解读为到、去、巡视、巡狩；将“方”解读为地方、方国。因此，他们认为这句话应当断句为：“五十载，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年的时候，到下属的方国去视察，最后死在方国。另一派则将“陟”解读为去世，将“方乃死”看成是对“陟”的解释，表明在这里“陟”的意思是死、去世。因此，他们认为这句话应当断句为：“五十年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后去世，不存在舜帝到方国巡狩的意思。索先生显然是赞同后一派的解读的。但是，笔者认为，前一种解读比较符合这句话的原意。因为在古文中，“陟”是一个多义词，并非只有“死”、“去世”的意思。一曰“登”。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对“陟”是这样解释的：“陟，登也。”《尚书·舜典》中，尧帝对舜帝说：“汝陟帝位。”这里的“陟”，显然是登的意思，而不是死的意思。又《太甲》：“若陟遐，必自迩。”这里的“陟”，也是登的意思。又《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这里的“陟”，也是登的意思。《诗经·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聩。”“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这里的“陟”，当然也是登的意思，而不是其他的意思。二曰“高”。《尔雅·释山》：“山三袭，陟。”意思是山的形状像三山重叠者，叫“陟”。这里的“陟”，也不存在其他意思，更不具有“死”的意思。三曰“死”。《尔雅释诂》：“陟，升也。”这里的升，即升天的意思，多用于上古帝王的逝世。《竹书纪年》中多处用“陟”表示帝王去世。如《竹书纪年·黄帝轩辕 氏》：“一百年，地裂，帝陟。”《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年，帝陟。”《帝喾·高辛氏》：“六十三年，帝陟。”《帝尧·陶唐氏》：“一百年，帝陟于陶。”这里的“陟”，无疑都是去世的意思。但是，《竹书纪年》中的“陟”，并非都是用于或者只是用于上古帝王的去世。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氏总师，遂陟方岳。”这里的“陟”，当然是不能用去世来解释的。如果把这里的“陟”解释成去世，那么就是说舜帝在位三十二年时，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大禹后，就已经去世了。这样，就无法解释《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的另一段话：“五十年，帝陟。”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后去世。如果他在执政三十二年就已经去世了，怎么又会执政到五十年而再一次去世呢？人是不可能死再次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对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的后一句话，历来的解释都是一致的，即舜帝在位五十年后去世。这样，对于“遂陟方岳”的“陟”，只能解释为“去”、“到”，即舜帝在位三十二年的时候，将军事指挥权或军事领导权移交给大禹后，就到“方岳”去了。这里的“方”，可以是指地方、远方，也可以是指方国，即舜帝势力范围内的小国。这里的“岳”，当然也是泛指山川、山河或名山大川。正是从这“遂陟方岳”的解读上，我们这全有理由认为，《尚书·舜典》中的“五十年陟方乃死”，应断句为“五十年，陟方，乃死”。“陟”为到、去，“方”为地方、方国。“陟方”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的“遂陟方岳”是一个意思。“乃”为于是、因此、就。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时，到方国或所属势力范围的地方去视察、巡狩，于是在那里去世。如果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的意思为死，实在是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陟”、“崩”、“薨”等都是表示帝王去世，用得着在这些字后面再来加上“方乃死”三个字来解释吗？须知当时的文字是写在竹简上、或铸在钟、鼎上，可以说是惜字如金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写在纸上，敲在电脑上，可以随随便便地重复、反复。正因为如此，笔者赞同将“陟方乃死”中的“陟”解读为到、去，“陟方”即到地方、方国、方岳去。孔安国当时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也可能就是这样理解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历史上并没有具体记载。既然没有具体记载，也就谈不上孔安国曲解“陟方”。索先生说孔安国曲解“陟方”，可能就是指孔安国把“陟方”理解成到方国去。如果孔安国真是这样理解的，说得上是曲解吗？ 　　那么，舜帝“巡狩之事”是不是孔安国“妄添”的呢？按照索先生的说法，正是由于孔安国曲解了“陟方”，即把“陟方”理解成到方国去，才在此基础上“妄添”了舜帝“巡狩之事”。这实在是有点强词夺理。到底是舜帝先有了“巡狩之事”，还是先有了孔安国的“曲解”？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巡狩、视察、巡视，都是一种宣示中央或上级权威、权力的行为方式。上古时代，巡狩更是一种宣示帝威的方式和制度。这种方式或制度，起源于何时，形成于何时，笔者没有考证，不敢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巡狩制度决不是直到舜帝才开始建立的，也不是在舜帝时代就已经结束的。早在尧帝时代，巡狩制度就已经建立。《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五年初，巡狩四岳。”《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为天循行，以牧人也。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狩。”也就是说，巡狩是帝王视察和管理国家与人民的方式和制度，每五年进行一次。尧帝时代，巡狩制度是不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尚无明确记载，但已经开始进行。《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七十四年，舜初巡狩四岳。”舜帝于尧帝“七十三年春正月受终于文祖”，当上摄政帝，第二年亦即尧帝七十四年，就代表尧帝巡狩四岳。这表明，当时的巡狩制度已经建立，并得到了比较正常的执行。至于舜帝初次巡狩到了哪些地方，《竹书纪年》中没有详细记载。而在《尚书·舜典》中，却对这次巡狩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岳，柴。望秩于山川，肆　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归，格于世祖，用特。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这一记载，确实比较详细，对巡狩的时间、地点、礼仪，都说得比较具体，并说此后定下了“五载一巡狩”的制度。索先生说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可能就是指《舜典》中的这一记载。这一记载是否“妄添”，决不是索先生一个人可以说了算。首先，这一记载与《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完全吻合，都是在舜帝摄政以后的第二年。其次，舜帝确实进行了巡狩。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舜典》，都肯定了这一点。再次，虽然《舜典》中的记述比较详细，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孔安国“妄添”，很可能孔安国是另有所据。如果认为凡是《竹书纪年》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其他文献典籍中就不能有也不应该有，或者认为凡是今文《尚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古文《尚书》就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看法。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记载，甚至完全不同的记载，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况且孔子删定百篇《尚书》，到了西汉初的伏生手里，已经只剩下了二十八篇，而且不少内容还是凭着伏生的记忆写出来的，这里面有不少内容因此也就原本的《尚书》有了一定差别。那么孔安国发现的《古文尚书》，特别是后来的伪《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内容有所不同，也就在所难免了。 　　总之，索先生所说的孔安国曲解“陟方”是不成立的。说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也只是索先生的个人猜测而已。  

　　五、余论   　

　1、三皇五帝的地望、行迹、卒葬之间不能划等号。

　　现在，学术界里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受功利主义或地方利益的驱使，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死的说成活的。特别是现在，历史文化品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人挖空心思胡编乱造。他们相信这样一种逻辑：谬误说上一百遍、一千遍，最终总有变成真理的时候。舜帝的卒葬地点之争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山西运城一带是中国上古时期特别是五帝时期众多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活动过的大舞台。这里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控源工程预研究”才把考古与研究的重点，放在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但是，作为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是不是就一定要把上古时代众多的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都要说成是一个地方的呢？是不是众多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点、活动范围、卒葬之处就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呢？笔者最反对这样的搞法。 　

　以炎帝为例，他曾活动于山西南部一带，并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建过都城。那么，炎帝是否就一定要生于斯，长于斯，卒葬于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难道也要给他在山西南部找个什么岗或者什么山之类的地方，安上一个炎帝陵之类的名称？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黄帝也在山西南部活动过。那么，黄帝是不是也应该葬于山西南部？事实并非如此，黄帝并没有葬在山西南部，而是葬在了陕西的桥山。 又如尧，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索先生认为安邑在蒲阪附近鸣条岗一带）一带活动过。后来，都于今山西临汾一带。在临汾附近的陶寺，发掘出了巨大的城址和众多文物。如果按照某些专家学者的的说法，既然舜帝在运城范围内活动过，他的陵墓也就应当在运城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尧的陵庙均位于山西临汾一带。

　　更有意思的是，舜帝的接班人大禹，长期活动于今山西运城一带。按照某些专家学者的逻辑，大禹也应当最后卒葬于山西运城境内。但是，大禹并非是在山西运城境内去世的，也没有葬于山西运城境内，而是葬于远离山西运城的浙江会稽。会稽与运城之间的距离，大体上同九疑山与运城的距离相等。 　　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方面钻牛角尖钻不出来，老是要把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点、活动地域、卒葬地方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很多问题就会步入歧途。索先生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步入歧途。他说：“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个“情理之中”，能够解释炎帝、黄帝、唐尧、大禹的卒葬吗？  

　　2、肯定或否定舜葬何处的人与其籍贯无关。   　

　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中，例举了两位明代学者否定舜葬九疑的观点。他写道：“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索先生在例举了李贽、朱国帧的观点后，还特意指出：“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是否因为李贽、朱国帧不是安邑人，而且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左，他们的话就是可信的？对此，我只说一句，因为支持舜葬永济鸣条的人太少，才“因此殊为可贵”。如果支持安邑鸣条说的人数众多，也就不会感到“殊为可贵”了。 　

　在索先生感到李、朱二人的观点“殊为可贵”的同时，他忘却了一个重要问题，做出“舜葬九疑”结论的司马迁也并非永州人、宁远县人或九疑山人。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陕西韩城与永济县仅隔一条黄河，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直线距离不过百来公里。以此来看，司马迁的故乡龙门（韩城）虽然与山西永济没有直接的地域瓜葛，但毕竟距离很近。这么近的安邑，如果真是舜帝的崩葬之地，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就太孤陋寡闻了，后人尊称他为伟大史学家也就名不副实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司马迁与河东安邑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心存报复，故意篡改历史，硬要将河东安邑的舜帝陵改在几千里之外的宁远九疑山。如果是这样，他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史学家，充其量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势利之徒。我们可以想想，司马迁是这样一个人吗？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州镇）。蒲州在秦以后隶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是地地道道的河东人，世称“柳河东”。后来，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遭到失败，被贬谪永州十年，在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千古名篇，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但是，柳宗元从来就没有提到河东安邑有个舜帝陵。如果河东安邑真正有个舜帝陵，作为河东这个地方的一代名人，柳宗元还会不知道？柳宗元不仅没有提到河东安邑有舜帝陵，而且也没有去河东安邑祭拜过舜帝陵。相反，他谪居永州期间，于永贞元年（805），随同永州刺史冯叙到九疑山祭舜，并在那里写下《舜庙祈晴文》。这大概也可以作为“舜葬九疑说”的一个间接证据吧！并且可以说明，至少到那时，舜葬九疑说还没有受到索先生所说的“重创”。  

　　3、关于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流变   　

　索先生在认定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巡狩之事”，司马迁曲解墨子“道死西戎”、“演义”舜葬九疑的基础上，将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这样写道：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从本文前面所说的情况看，自先秦以来，舜帝卒葬问题一直比较明确，即“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因此，　不必将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硬要划分为三个阶段亦无不可，但三个阶段的结论决不是如索先生所说。这是因为： 　　先秦时期，虽然有孟子的舜帝“卒于鸣条”说，墨子的舜帝“道死西戎”说，但由于都是孤证，并未为大家所认同。无论在帝王朝廷那里，还是在民间，主流认识是舜帝葬于九疑山。大禹在衡山筑紫金台望祭九疑舜帝陵，秦始皇在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山海经》多处记载舜葬九疑，伟大诗人屈原在诗中多次描写到九疑朝拜舜帝的情景。特别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地图，明确标出了舜帝陵的所在位置。这些都是舜葬九疑的确证。索先生怎么能够全然不顾这些铁的事实，来一个“皆无确指”作为结论呢？反之，再看看山西安邑鸣条岗，当时有这些方面的记载吗？到目前为止，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吗？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葬九疑确实得到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司马迁之前，舜葬九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已经是当时的主流认识。司马迁的结论，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充分肯定，是对西汉以前关于舜葬九疑的主流认识的肯定，而非司马迁“演义”杜撰的结果。另一方面，司马迁以其高尚的人品、史德，赢得了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信任。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司马迁的千古定论，使舜葬九疑进一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这一定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必须看到，决不能来一个本末倒置：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的结果，人们认同舜葬九疑是因为司马迁的缘故。舜葬九疑决不会因为没有司马迁而不存在，因为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已为人们所认同。即使司马迁没有写下舜葬九疑的定论，舜葬九疑仍然会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而存在下去。司马迁的定论只是对扩大舜葬九疑的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至于索先生所说：“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九疑的位置并无争议”，这是对的。因为确实没有争议。但“‘苍梧’有二解”则不符合历史事实。秦汉至晋，所有历史文献都没有说苍梧在广西。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详尽分析，这里不再贽述。

　　至于索先生所说的《竹书纪年》“赫然出世”后，舜帝“‘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可能也只是索先生的个人解释或少数人的看法，并不为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所认同。《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鸣条有苍梧之山。”索先生说“苍梧在中条山上”，这里的中条山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中条山在什么时候称为鸣条？有何证据？中条山上的苍梧山具体在什么位置，中条山上的苍梧山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由于最早的苍梧山是与九疑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九疑山是苍梧山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九疑山与苍梧山是一地二名，试问，中条山里即使被后来的多事者安上一个苍梧山的名字，那么这里的苍梧山是在什么时候又称为九疑山的？在中国的哪部历史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或者至少在运城和山西的地方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也只是索先生的一厢情愿。试问，自晋代以来，“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其标志是什么，其证据在哪里？是历代封建王朝编修的国史改变了司马迁的千古定论吗？没有！反正我还没有哪一朝的国史说司马迁的结论错了，也没有哪一朝国史做出了舜帝卒葬于晋南安邑的鸣条岗的结论。那么，是不是历朝封建帝王改变了到九疑山祭舜的做法，不是到九疑山来祭舜，而是跑到晋南安邑去祭舜！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此，无论哪朝哪代，还没有一位帝王到晋南安邑去祭舜。如果有，请索先生举出几个甚至一个来看看。那么，是不是在晋代以来，有哪些史学大家或文学大家明确地说，舜帝不是葬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而是葬于晋南安邑鸣条岗。我确实没有搞清楚，索先生说“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到底凭什么！国史上不承认舜帝葬于晋南安邑，历代帝王不到晋南安邑去祭祀舜帝，历史上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和文学大家也不认同舜葬安邑，“安邑说”是凭什么来与“零陵说”并行的！仅仅凭着索先生的几句话，仅仅凭着历史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和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看法，就可以说“安邑说”与“零陵说”并行？索先生所说的零陵说与安邑说“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也不过索先生的个人看法。实际上，零陵说与安邑说之争，不仅仅是湖南永州与山西运城之争。永州与运城没有什么需要争的。司马迁写下了千古定论，舜帝葬于湖南永州宁远县的九疑山。如果硬是要争的话，除非改写司马迁这一千古定论。 

    附：索宝祥先生文章   舜迹三考   索宝祥   内容提要：关于帝舜的地望、行迹与卒葬等问题，学术界颇多争议。本文认为，帝舜的出生地与早期生活地域在今山东荷泽；其活动之历山在今山西垣曲东北，河滨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至郑州段的某一地方，雷泽则很可能在今荷泽附近；帝舜卒于今山西安邑，葬于今山西运城北鸣条冈。

 关键词：舜　地望　行迹　卒葬   　

　作为史前传说人物，帝舜位列“五帝”之中。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流传史中，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先祖、华夏早期文明的创始者，各地百姓都尽力地制造一些有关帝舜的传说故事，并为之修筑陵庙，开展祭祀。在历史的层层累积中，“雪球”渐滚渐大。尽管制造传说的人并无恶意，但毕竟造成了芜杂不靖的局面，使附会与造伪满天飞。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今天，这一活动更是蒙上一层功利色彩，各地方官员深谙其道，竞相争夺这块金字招牌。首届世界舜裔国际大会于1982年在香港举办，盛况空前。后来分别由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河南许昌和福建晋江轮流主办。2003年的巴厘岛会议，中国除港澳台外还派出了10个代表团。这几个地方出席会议的原因，要么是本地有帝舜遗迹，要么是本地舜裔较多，但终极指向都是从“舜文化”中分一杯羹。

　　目前关系到帝舜遗迹的，主要有山东诸城、荷泽、定陶、浙江上虞、广西苍梧、山西运城、河南濮阳、虞城、湖南宁远等，这几个地方围绕着帝舜的出生、活动与卒葬争论不休。 　　对于“帝舜接受史”中的种种迷乱，学者并未冷眼旁观。两千年来，先后卷入这一公案的，有郑玄、孔安国、司马迁、郦道元、曾巩、李贽、毕沅、顾祖禹、王国维、闻一多、袁珂、吕思勉等让诸多知名人物。出于文化责任感，学者们追求的是“真”，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由于资料局限，往往所论非公。现在，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山东济南、山西运城、湖南零陵三个研究中心。各地学者的辛勤劳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囿于地域偏见，一些研究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择利己者而用，或对史料中相牴牾之处置若罔闻，因此，研究结论往往都对本地有利，发布成果的刊物亦具地方特色，这多少有些嫌疑。 　

　为此，我们有必要综合各地研究成果，以学术公允之心，对帝舜地望、行迹与卒葬等三个重要问题加以考辨，作出合理而可信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历代各地的州志、府志、县志在研究地方风物方面是较为可信的，但由于各地都“希望”分享帝舜遗迹这一文化遗产，所以，其中对本地帝舜遗迹的记载或渲染，反而成为最不可靠的文字，我们一概不采。

   一　帝舜地望考 　　谈及帝舜出生地的文献有二： 　　（1）《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2）《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 　　孟子说是“诸冯东夷人”，司马迁说是“冀州人”。二人所述大相径庭，且所指非明，概念模糊。这引发了后人无尽的猜想，也诞生了种种解释。当今关于帝舜地望主要有三说：一为“冀州说”，或曰今山西垣曲，或曰今山西永济，皆在晋南；一说为“诸城说”，即今山东诸城市。

　　持“诸城说”者的理由，主要是“东夷”这一族群的活动范围正在今天的山东与苏北地区。不错，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现使“诸城说”获得了考古学支持。但以此解释舜的出生却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从孟子所言看，在春秋时期，将“东夷”帝舜与“西夷”周文王并举，显然不是把“东夷”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而是指周王朝都城镐京（今西安）之外的区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是故京都以东称“东夷”，京都以西称“西夷”。诸城在镐京以东两千余里，可称“东夷”，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东夷”。这样，“东夷”一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至于“诸冯”，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列出二处：“山东荷泽县南50里，相传即舜生处，即今诸城县。又山西垣曲县东北50里有诸冯山。”有学者便认为“诸冯城”简称为“诸城”（那里有冯村与冯山），有学者认为乃永济（那里有“姚墟”与古称诸冯村的舜帝村），还有人认为诸冯即今垣曲，不一而足。其实，历史地名的衍化十分复杂，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故不足采信。 　

　在“东夷”与“诸冯”二词失去考证意义后，另一名词——负夏——的意义就弥足珍贵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负夏（瑕）是“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滋阳县三十五里之瑕丘故城”，聊存一说。今人李百勤著文《说虞舜》，从象形文字与古字读音转换的角度，论证了“负夏”乃“华夏”之误书或另书，令人耳目一新。“华”与“负”在春秋以前同音，今人王力先生指出“华”在《诗经》中读如“fu”，战国后转读如“hua”。李氏还说明，“虞”字即人扛兽皮，象征狩猎部落所立之国家，“舜”字则象征猎人肩扛猎物的威武形象，表该部族首领。李氏所论是有道理的，也解决了不少难解之题。 　

　大多数解释都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尧是怎样发现并起用舜这个接班人的。司马迁说是“四岳咸荐之”，这本身就充满了神话色彩。请问四岳何在？岳牧为谁？即便舜以孝名，何以四岳咸知，神通如此广大？最好的解释就是舜来到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的“中国”（今黄河以东、北到临汾，南至河南周口地区），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品德与才能为尧所知，才被委以天下。 因此，“冀州说”疑点斑斑：如果说在垣曲，“迁于负夏”无从解释，除了在附近伪造地名别无他途；如果说在永济，仅凭当地所谓的“舜井”、“舜庙”和今人袁珂的一句话显然难以服众。[1] 　

　假如认为帝舜生于山东诸城，情形也不容乐观。就如今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言，由诸城到尧都平阳有1800多公里，而由诸城到黄海之滨，却不过区区100公里。那么，狩猎出身的舜为何不带领族属转向渔猎，向海洋文明发展？偏偏要翻山涉水，远行3000余里，向农耕文明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帝舜生地在今山东荷泽一带，原因有五：其一，荷泽恰好位于山东最西边缘、古“中国”（中原地区）之外，具备“迁于负夏（华夏）”的基本地理条件；其二，荷泽位于周之镐京（西安）以东，符合孟子所谓“东夷之人”的特征，至于其谓“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有学者认真比对、换算，确认运城与歧山距西安同为千余里，其实孟子尚未建立明晰的地理距离概念，所言为概数而已；其三，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所言冀州“辖境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2]，荷泽正在此范围；其四，荷泽县南50里处曾存在过一个与诸冯有关的诸城县（绝非今天黄海之滨的诸城市）；其五，就所谓的“虞舜遗迹”而言，荷泽无多，不如河东等地，正好说明舜在此生活时部落未得教化，声名甚微，及至河东，居于妫汭，可能才使其父瞽叟受尧赐得妫姓，这也正是今天晋南平陆、永济较多妫、姚等舜裔之姓的原因。 尧起初的都城在蒲反（今山西永济市）。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和匼河遗址均在今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与蒲反同在中条山西端的方圆百里之地。晋南自然条件优越，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当尧之时，小“国”林立。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尧的政治教化流传四方，影响渐大。远在“中国”之外的虞舜部落心向往之。在由荷泽向尧都进发（不管是“就时于负夏”去做生意，还是搬家“迁于负夏”）的过程中，其族群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由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在“首都”生活期间，虞舜的孝行与美德“上达天听”，胸怀阔大的尧帝有意接纳这位异族接班人，遂“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书·尧典》），而妫汭正在古蒲州，今日之山西永济。 

  二　帝舜行迹考   　　明确了帝舜由荷泽迁徙至蒲州这一点后，帝舜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划定了，这里，帝舜的其他活动我们姑且搁置，而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历来争议纷纷的“历山”、“河滨”、“雷泽”等。我们还是先罗列相关文献： 　　《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夫舜与尧一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一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其 人 曰 ：“尧 为 天 子。”“ 然 则 仲 尼之 圣 尧 奈 何 ？ 圣 人 明 察 在 上 位 ， 将 使 天 下无 奸 也 。 今 耕 渔 不 争 ， 陶 器 不 窳 ， 舜 又 何 德 而 化 ？ 舜之救 败 也 ， 则 是 尧 有 失 也 ； 贤 舜 则 去 尧 之 明 察 ， 圣 尧 则 去舜 之 德 化 ； 不 可 两 得 也 。 　　《尚书·尧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身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定居蒲州之后、接受帝位之前，帝舜积极地转换角色，他不再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而要成为未来“一国之君”。尤其是在受到帝尧的禅位暗示后，帝舜部分地履行了帝尧的国君之职，垂范万民。这才有了《淮南子》“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的感叹。在《韩非子》中，我们看到，孔子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作为对儒家学说的反驳，韩非质问：“方此时也，尧安在？舜之救败也，则是尧之有失也。”意在强调尧、舜不可同颂，二人中必有一人不贤。殊不知，在政权交接的“准过渡”时期，舜之所为，乃代尧而为。其所到之处，百姓拥戴，万民追随。《管子》和《吕氏春秋》说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不过是要表现舜的“人气”之旺和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后来的司马迁也许觉得其言过于玄乎，遂改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舜所居之“都”与后来虞舜王朝的国都，都是河东蒲州。历代史学家与《地理志》、《括地志》等在这一点上都言之凿凿，确信无疑。而公认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禹都安邑”（三地皆在河东晋南），则为此说更添砝码。 　　准备受大位的虞舜在黄河中游地区四处巡视，体察民情，化育百姓，宣扬孝义与礼让。正因如此，其活动不应局于一时一地。那么，历山、河滨、雷泽就不应该处于同一个小区域。现在“名声”较盛的，有两个系列——山东说与河东说。 　　“山东说”认为：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或荷泽）；河滨在今定陶（或河南濮阳）；雷泽在今荷泽。支持这一派系的大学者有宋人曾巩与今人吕思勉等。《史记集解》郑玄曰：“雷夏，兗州泽，今属济阴。”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曾巩在齐州知州任上于熙宁六年（1073）撰《齐州二堂记》： 　　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 　　他据孟子之言反驳《水经注》的历山“在河东”说。《吕思勉读史札记》也认为济南历山为正根，蒲反历山则为后起之说，尽管他也没有太多证据。吕思勉还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将“雷泽”作“濩泽”，认为在今荷泽县西，后人才改为“雷泽”。[3] 　　

“河东说”则认为：历山在今中条山（一说在西端永济东南60里，今名雪花山，一说在东端垣曲之历山）；河滨在蒲州古陶城（今永济县北30里）；雷泽在蒲州雷首山下。支持这一派系的学者及论著有郑玄、郦道元、《括地志》等。郑玄虽然认为雷夏泽在济阴，但关于历山却确切地说“在河东”。郦道元承其衣钵，并将“河东说”发扬光大。《括地志》等也从总体上支持了“河东说”。 　　墨子的话表明，历来史籍所载“耕、渔、陶”皆在遇尧之前。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此三事应皆在舜迁至蒲州之后、得尧大位之前。舜能以道德文明教化百姓，而且能够精于耕、渔、陶，断非在荷泽时仅通狩猎之部落首领，而是已经过一定时间的农耕、制陶与捕渔生活的锻炼，掌握了相当的技巧，否则，何以为民之榜样？按照《韩非子》与《淮南子》的说法，舜前往农者侵畔之历山、渔者争坻之河滨、陶者苦窳之东夷，都不是仅仅去作以示范，往则即返，而是真正住下来，与百姓同耕同渔同陶，“期年”一词很关键，表明其时间长度。《孟子》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也，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堪为旁证。 　

　因此，历山、河滨、雷池三地应分布于以今山西晋南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但不可能集中于一地。山东论者咬住孟子“东夷之人”的话不放松，据此将舜迹悉数收入山东囊中，全然不顾“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的公认史实以及尧起用舜的过程，是故虽然声调很高，但在理上已先输了一招。山西论者如郦道元认定陶城在蒲坂城北、清人毕沅认定雷泽在永济南40里雷首下，亦难脱造伪与附会之嫌。

　　我们认为：历山在今山西垣曲东北；河滨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至郑州段的某一地方；雷泽则很可能在今荷泽附近。因为能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上闻于尧，则舜之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小。依据诸家所言之相同处，“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应遵循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在空间上以距蒲州远近为序别。 　　历山，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地方，各地多有，但哪一个距蒲州最近呢？蒲州以东三十里、中条山西端，据说有一“历山”。但是，它本属舜所定居之地，百姓教化应已无大碍，舜自然毋需专意前去耕稼，并且一呆就是一年。故此，惟独今山西垣曲县城东北、中条山东端之历山（中有舜王坪）距蒲州最近，较之济南历山、无锡历山等更为可信。 　　河滨，是三个词中最具模糊意义的，黄河之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权且认定它就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经风陵渡至郑州这一段，并且应该是属于山西的这一岸。不见得一定在山东定陶。 　　关于雷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汉书·地理志》于山阳郡下：“成阳《禹贡》雷泽在西北。”此地在今荷泽市东北。有人因为蒲州中条山又名雷首山便认定在今山西永济。还有人因湖南祁阳有个雷泽洞，便附会于此。撇开地域建制变革的纷繁历史不说，我们单以成书较早、可信度高的《尚书·禹贡》为据，其在兖州下标出“雷夏既泽”字样，则雷泽在古兖州、今荷泽，无需争议矣！更何况虞舜在接受中原文化、文明渐进、名盛一方之后，回到自己起身的荷泽故地教化民众，不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吗？ 

  三　帝舜卒葬考   　　帝舜卒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的真实陵庙之所在，因此，考之不可不慎。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提供了一条线索：“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 　　然而，据此便认为帝舜卒葬于此，显然失于草率。考古发现只能说明秦汉时期宁远建过陵庙，却并不见得帝舜一定卒于宁远。《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秦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较早而可信的文献有四：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史记·五帝本纪》：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而司马迁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曲解了墨子“道死”二字，认定舜必卒于蒲反都之外；二是把孔安国的“巡狩说”与《檀弓》所云“二妃未之从”揉合在一起，演义为帝舜崩苍梧而葬九疑。正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从前引新闻来看，最大的建筑单元在唐宋，说明汉代所筑陵庙规模不大。唐张谓《道州舜庙碑》云：“旧无陵庙，天子有事皆于山下行之，因建庙焉。此永州有舜庙之始。至宋建隆中，复诏天下于古帝王陵墓设守视……而舜陵在九嶷山，此永州有舜陵之始。”此皆遵太史公《史记》之文意。晋代之后，帝舜故事又增加了所谓的“湘妃竹”成分。晋人王子年《拾遗记》记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贡二女，昭王南巡，二女与王乘舟，结果同溺于水，江汉之人立祠纪念。后有好事者将其附会为尧女舜妻南来寻夫，泪洒湘竹，斑痕累累。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此后，“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在宋代，与李清照、陆游皆有交往的张文潜赋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边，洒泪留丛筠。”显然认为湘妃传说并不足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4]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零陵说”的头号证据自然是太史公之言，坚持帝舜南巡，道死于苍梧，移葬于九嶷。前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不过前文已辩清太史公之谬，其误自不待言。何况，“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其一，按照各种史料所言，如果帝舜南巡，已是110岁的高龄了，在交通欠发达的数千年前，远涉湖湘，如何使得？其二，巡狩本为天子之职，帝舜在83岁时即命禹摄政，又何必在20多年后心血来潮，远赴六七千里。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零陵说”的次级证据是《山海经海内南经》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其实，这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乃多人合作完成，本身并不严谨，不少地方自相矛盾，不足以作为论据。 　　因此，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其因有四： 　

　第一，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 　

　第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 　

　第三，《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 　

　第四，先秦可靠文献中部分言论虽不支持此说，但颇多可辩驳之处。我们并不回避问题，但也无需对所有不利于结论的记载一一反驳，择其要即可。首先，《竹书纪年》末云“今海州”。据笔者考，历史上“海州”有三：其一治龙沮城（今江苏灌云县西南），为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州置；其二为辽置，治临溟（今辽宁海城）；其三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部。《竹书纪年》成于战国，早于东魏与辽，则前二者可排除。连云港更是缺乏足够历史资质，故“今海州”另有所指，可能是今晋南解州，因为当地土音现仍读如“hàizhōu”。其次，《墨子》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