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时代需要的帝舜文化研究

——为湖南2005公祭舜帝大典及舜帝文化万里行而作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稚田

2005年9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永州市宁远县九疑山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公祭舜帝大典”。在这之前的8月，又气势磅礴地举行了“2005舜帝文化万里行”大型考察活动。考察团自8月17日从湖南永州宁远出发，8月20日在北京慕田峪长城举行了启动仪式，然后历经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行程7000公里。考察团重点拜访了河南濮阳、浙江上虞、福建的长乐、晋江、安海、厦门、广东的江门，在那里受到当地政府部门与舜文化研究相关部门的热情接待。我有幸作为考察团成员，并担任“文化大使”，参与了全程活动。活动中阅历越多，感受也就越深，故此，便围绕有关舜文化的若干问题，与朋友展开讨论，并写成此文公诸学界，以引起对舜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一

在河南濮阳，考察团有幸拜访了河南大学古代史专家朱绍候教授。朱教授有一个观点：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基本完成“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那么，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则应该是继续进行“五帝”或更加缩小范围的“尧舜禹三帝断代工程”。这个想法既大胆也很有意义，虽然真正进行还为时过早，但它很可能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极为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2005年，中国文化研究里有关舜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个热点。除去8、9月间湖南的活动，高层次的舜文化学术会议就举行了两次：先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河南濮阳市政府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濮阳帝舜文化研讨会”，其后又有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山西运城盐湖区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年8月17日《光明日报》“理论与实践”版刊登了李学勤、黄景略、何强撰写的三篇关于舜帝考古的文章，举动可以说是很大的。引“大公网讯”的话说：“一向被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完美’象征的虞舜，在新世纪里似乎再次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的一番话可以为此做注解，他说：“虞舜作为中华文明始祖之一，上承五帝时代，下传夏商周三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地下田野考古学取得的多方面进展，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也日趋深入，特别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进一步廓清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从学术上说，进一步探讨五帝时代的历史，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极有可能。虞舜正好处在有五帝时代向夏商周三代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以，我们追溯中华文明起源，自当从虞舜时期开始。”

历史学家把目光转向更古老的五帝时期，而且开始重点关注上承五帝，下启夏商周三朝的虞舜，当然有它的学术原因，而学术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那么，这个社会原因是什么，是当今虞舜文化研究者首先要搞透辟的。此外，还要计划好进行研究的学术条件，哪些条件成熟，哪些条件还要努力发掘与具备，因为学术研究的条件并不全在于主观所致，上个世纪对古史研究影响极大也极富研究成果的“古史辨派”的经验与教训，是今天从事古史研究尤其是当前已悄然兴起的虞舜研究的朋友们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的。

“古史辨派”得名于这一派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陆续编成的《古史辨》，全书8册11种，代表学者为顾颉刚、罗根泽、吕思勉、童书业、杨宽等人。古史辨派的学术体系十分庞大，其中有关虞舜的讨论虽然不多，但被纳入到“五帝”的系统中，集中见于《古史辨》第七册的《中国上古史导论》（杨宽）、《“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童书业）等文中。他们的思想体系则出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代表作则为顾颉刚为第四册所撰写的《自序》及收入到第七册中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两篇文章。

古史辨派对于虞舜的观点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古史总观念，其古史总观念有可以以一个词概括之，即“疑古”。疑古史学，在中国史学界是有传统的，与“信古”长期并存。在上古史问题上，多的不说，“疑”“信”两派，对虞舜的讨论，研究的出发点却都十分有趣地来源于同一本书——司马迁的《史记》。“信”派以《史记》所记载为信史，“疑”派则以《史记》为突破点，将西周以前的历史一股脑归为“疑”的行列。

疑古思潮虽古已有之，但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则是在“五四”民主与科学思潮指引下发生的。按顾颉刚本人所说，最初是夏曾佑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冲破封建史家所排列的由盘古开天辟地，经三皇五帝系列到后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史”体系，一总将周武王灭殷前的历史归入“传疑时代”。接下来是胡适从美国学归，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功课，略去远古道夏、商的“可疑而不胜其烦”的一段，从《诗经》直接取材，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古史辨派”承续这个思路，运用乾嘉史学长于考证的手段，对古籍中记载的夏、商之前的材料推敲辩论，再以学界当时已经普遍接受的进化思想，得出“中国上古史均非信史，而都是神话与传说”的洋洋结论，蔚成20世纪前半期盛行一时的“古史辨”思潮。

我们不想把问题搞得过远过宽，仅仅看一下古史辨派对“舜”的辩证吧。

《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舜的事迹，有三个方面，其一，舜的事迹；其二，尧考察舜后将帝位禅让给舜；其三，舜即帝位后的政绩。而记述的核心则在于其二——因为舜有多种美德，所以尧将帝位禅让于舜：

    尧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媯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徧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川林山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后人对于《史记》，以司马迁历史观念的严谨，通常都将其，认定为信史。尤其在新中国史学界发展考古事业，《史记》中《夏本纪》、《殷本纪》所载夏商史迹，通过地下文物发掘及地上文物考证，可信程度日益加大。那么，能不能以此就推定位列《史记》130篇之首的《五帝本纪》也是信史呢？司马迁本人对此也不敢做出定论，《五帝本纪》篇末的“太史公曰”已经清晰说明这一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所谓“尚”，通“上”，亦即他们的事迹太久远了。百家言说“黄帝”，内容“不雅训”，即多是乡语俗言，因而难入正史。司马迁曾四处云游，搜集五帝史料，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并不能肯定其都是信史，而只能倒果为因，以风俗虽然不同，却都大致承认黄帝、尧、舜的存在与影响。古史辨派则由此发难，认为各古籍所记载的黄帝尧舜史迹以其不够雅训，所以可以是传说更进而属于神话。童书业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里就直接了当地总结说：“……三皇、五帝和古代哲学与神话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确实有无其人虽不可知，但他们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话，却是事实。把这些神话传说剥去，他们的真相也就所剩无几了……总而言之，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之七八是与神话传说打成一片的，它的可信的成分贫弱到了极点！”

古史辨派所以走到这个极端，其根本问题，一是他们的论据完全来自于古代文献。清代乾嘉学派虽也是在文献中讨生活，但那些学者主要努力方向是寻据求证，证明古代的一件文化事象的可成立性；而古史辨派却是扒罗各文献记录的悖谬之处，到处搜寻所谓的“漏洞”，以颠覆人们心中已经确立的东西。二是从论据到结论的演证，又有太多的主观想象和孤证；某些具体的材料可以认可的结论，常常就被轻易扩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所以常常是他们的论据很多，结论也很眩目，但细细推敲就会发现由于论证的失误而使自己的结论失去说服力，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顾颉刚对大禹的轻率判断，关于舜的研究虽然他们不多，但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试看他们的结论：

——夏以前的古史传说的前身是神话，这一点我绝对坚持的……尧舜等都是上帝（神），他们可以驱使动物为自己做事，譬如舜就驱使象为自己耕种。因此尧舜等都是神话中的人物，所以那些神和鸟兽就很容易的变成古史传说里的人物。（参见杨宽《古史辨》第七册上《杨序》，第2-10页）

——与舜关系最密切的一件事：禅让，是墨子为推广他们的“尚贤”说而编造出来的故事，证据是他们在自己团体的内部实施“巨子”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实施“亲亲”与“尊贤”的二元论，本质前真后假，以后用“大德必受命于天”的说法把禅让制纳入“圣道”。（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下103-104页）

——尧与舜的关系：历史上有个“虞”，其实是墨家编造出来的。经考据，虞不是帝王，而是一个朝代的国号，尧与舜是这个朝代的王，连五帝都是属于虞代的。（参见童书业《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古史辨》第七册下7-16页）

——舜与禹原来也是完全不相干的，是孟子为了回答学生万章关于禹“德衰”的问题把他们编造到一起的。（参见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下186-187页）

“古史辨”学者认为舜其实是神，有关他的材料都是神话，都是战国秦汉间后人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主张而随意编造出来的。这种思路是一种反神话学历史学派的观点，历史学派认为“神是关于历史英雄的学说”（在欧洲，被称为euhemerism，源于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欧赫麦洛斯Euhemerrus）。古史辨则认定历史中的英雄无疑问的都是传说中的神，其相关的历史事件不过都是神话而已。这两种观点都有强烈的唯心倾向，断定所有有名有姓的人都是历史上实有的英雄是草率的，反过来断定所有的英雄都是神是更加轻率的。前者我们还可以有两个解决的方向，一是通过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以证明其是否为真实的历史存在，如夏文化的考古发掘那样；二是使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以证明这些英雄或神是否是人类远古祖先的文化遗存物（survival）从而补足人类文化发展史中还难于获得确凿考古证据的文化链环，如拉法格当年对“产翁制”的论证那样。而古史辨派凭着对封建史学激进批判的态度而对史料一概轻轻抹掉，痛快倒是相当痛快的，但它的前景将怎样发展却是古史辨学者们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二

2005年湖南省组织的舜帝文化万里行活动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直接的收获，我以为有两点。第一是舜帝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证的证据，至今依然存在于民间；第二是舜帝文化在现代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第一个收获充分表现在河南的濮阳与浙江的上虞。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舜是中国古代有虞氏部族的首领。有关舜的事迹流传极广，遍布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湖南、浙江广大地区。根据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来看，虞舜最早活动在古濮水流域，中心地区即今天河南省濮阳市的濮阳县。考察团访问了那里的姚墟、历山、负夏等村落，采访了当地的年高长者，聆听了当地流传的与帝舜，发现有关帝舜出生、劳作、行孝切焙举荐的各种传说，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这一带，其细节与司马迁《史记》中内容也相一致：

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如果仅有帝舜的文献资料，还有可能是一种孤证，但在濮阳，有一批同唐虞时代相当的古文化遗址能够作为佐证。濮阳古称帝丘，五帝之一的颛顼曾以此为都，故有帝都之誉。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原黄河的一条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濮阳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古文化遗址证明，7000多年前濮阳已有人类活动。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濮阳西水坡发掘出土了三组蚌砌龙，据测定，其年代距今6400年左右，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专家据此推断，6000年前，濮阳地区已率先进入文明初具的时代，并成为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源圣地。上古时期，濮阳一带地跨兖、冀二州，是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与少昊为首的东夷集团活动的交接地带。黄帝与蚩尤的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据说蚩尤之首就埋在台前县。黄帝时，其长子玄嚣青阳氏邑于顿丘(今清丰县南)，次子昌意在南乐筑昌意城，黄帝史官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被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有造书台遗址及仓颉陵、仓颉庙。中原地区继黄帝之后由颛顼统一治理，都帝丘，濮阳史称“颛顼之墟”。颛顼时，其集团实力强大，打败了以共工为首的集团，活动范围大为扩展。颛顼之后，帝喾继位，初都帝丘，后迁都伊洛平原。帝喾赐颛顼玄孙陆终长子樊为己姓，封邑昆吾(今濮阳东南)。帝喾之后，尧继位成为祁姓集团首领，以冀州为活动中心，死后葬于城阳(范县东)谷林。濮州有尧母庆都的庙，范县辛庄乡北有尧子丹朱墓。舜生于姚墟，住南河。他在河滨烧制陶器，到雷泽(古泽名，在今范县东南)渔猎，去历山耕作，还贩粮到顿丘(今清丰县南)一带。舜代尧而立，成为联盟的首领。如此众多的古迹，当地群众不必为了一个帝舜而有意造伪，我们亲眼所见，至今濮阳的百姓群众依然稔熟帝舜的事迹，并以多种样式举行对帝舜的纪念活动。

按史料记载，浙江上虞不仅是帝舜首次南巡之地，而且与帝舜禅让、立德有直接关系。公元前２１世纪时，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当时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舜。而尧帝的儿子丹朱不肖，受到四方诸侯的抨击，尧帝便在他七十岁时，将帝位禅让给了女婿帝舜。虞舜是古代著名贤明帝王，开创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从政则勤政爱民，虚心纳谏，成为古代人际关怀、社会和谐的榜样与典范。据《史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下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又据《五帝本纪第一》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下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不之丹朱而之帝，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帝舜与尧、丹朱之间的关系也许离老百姓较远，老百姓更关注身边的事件，于是一个曹娥的故事甚至比帝舜故事流传得更为广远，原名舜江的河被老百姓更亲切地更名做曹娥江、娥江，曹娥庙的香火也更加旺盛。但在城市中心倚山修建的上虞宾馆，却至今保留着一口清澈见底的千年古井，仍被称为舜井，也时时见到市民们挑着水桶来此取水。在他们心中，这口井的水是神圣的，是代表舜的美德的，这正是俗谚所云：上善若水。舜井的水被视之为“圣水”，井水的源远流长，到今天仍然滋润着上虞的几十万民众。

仅就万里行考察团在濮阳与上虞所见，帝舜不但不是遥遥古代与一般民众毫无干系的帝王，反而就是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亲切家长，社会道德的指导者及领路人。帝舜以“德”名贯古今，始终发挥着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

第二方面，关于舜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与凝聚力，考察团在福建体会得最为深刻。

据姓氏学者考证，帝舜的直接后裔有10个大姓，其为张、胡、陈、姚、袁、虞、田、车等，而按河南濮阳县政协副主席袁星辰先生的考证，属于帝舜后裔的姓氏高达102个。自然这个考证还需进一步讨论，且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因受封、兼祧、迁移、战乱、避祸等各种原因姓氏并非总是一脉承传，但我们看到海内外民间以舜帝为始祖而进行的后裔宗亲联谊活动，的确组织的有声有色。考察团到达福建福州，原本计划不在福州举行访察活动，前来迎接接待的福建陈氏宗亲总会的朋友极力建议，一定要到福州郊县长乐那里走一走，到长乐的陈氏帝舜宗祠那里举行仪式。当天晚上为时已经八九点钟，一个电话打过去，第二天上午考察团到达长乐，一切工作全都准备就绪，井井有条。考察团在泉州也是如此，临时增加安海一站，当地有几百人参加的活动一切正常进行，每个参加者都热情饱满，情绪高昂，联谊会极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使考察者们个个惊讶赞叹。福建厦门集美，是陈氏聚集地之一，那里曾涌现过一位华侨名人、大教育家陈嘉庚；而今天集美的陈姓海内外同胞，依然像当年陈嘉庚先生那样爱乡爱国，积极投入各项公益事业与慈善事业。

按姓氏组织宗亲联谊活动，的确具有一定的封建时代形成的“乡土 + 血裔”的传统色彩，不尽符合现代文明建设的要求。但我们所见，福建的宗亲联谊活动，既保持着优良的相爱互助传统，又与时俱进，洋溢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的熠熠光彩。福建晋江安海的舜裔学术研究会理事陈松柏先生，同时还担任着两项职务——晋江安海飨保堂慈善会会长、安海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这个情况表明，如果引导好，工作做到位，姓氏联谊活动也能够为创建和谐社会，保障一方平安贡献相当的力量。安海飨保堂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由侨领陈请机与地方慈善人士姚虎藩、陈炎书，集合散居安海的陈、姚、田、胡、虞五姓的开明人士出资举办。飨保堂的宗旨是奉行太始祖舜帝的仁孝道德，进行宗亲间的互助，并以宗亲的力量搞好社会的慈善。所谓飨保，其含义是不论宗亲内外，凡贫困者，都应尽力给予救济，使其同享生存权利。飨保堂后来因各种原因停办，直至1996年，在热心慈善人士倡导下，由人民政府批准重新成立。其飨保的最大成绩，是1998年被评为全国抗洪救灾先进集体，会长陈松柏先生进京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表彰大会。此风一开，仅一个安海镇，就涌现出多个公益堂、慈善堂、育婴堂、明善堂、明诚堂、长庆社、福寿社、有怀堂、仁德堂、普济社、好善堂、民众医院等慈善机构，在扶助弱势群体、创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现时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多达数亿，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勤劳、奋进融入当地的社会，为社会创造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他们也不忘祖先，随时随都在以各种方式报效家乡、报效祖国。他们之间常常以宗亲方式联络感情，增进了海外华人间的团结。而我们为推进世界的和平，推进中国全面小康的建设，我们也不妨借用这种性质有效的宗亲联谊的方式，以便凝聚海内外华裔的团结，这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要在发扬优秀历史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向其中注入时代的新精神。上述的飨保堂就是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

三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舜的时代离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遥远距离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公祭舜帝，不愿万里地追寻帝舜当年在中国走过的足迹呢？

从当前历史学界得反响来看，帝舜研究已逐渐成为热点，帝舜也渐渐由神话传说人物逐渐走向历史人物，而且逐步形成山东济南、山西运城、河南濮阳、湖南永州四个研究中心。当然，我国历代史学界对帝舜研究还是相当用力的，从汉代的司马迁、郑玄一直延伸到今天，孔安国、郦道元、曾巩、李贽、毕沅、顾祖禹、王国维、闻一多、袁珂、吕思勉等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严格来说，证明帝舜为信使的三大类证据：古文献资料、地下考古资料、神话传说等活文化资料，其中最关键的地下考古资料仍然缺乏。即使如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报道湖南宁远九疑山发掘出来的舜帝陵庙大型遗址（注），也依然是后人纪念帝舜的地下考古发现，不属于可以直接证明帝舜行迹的核心史料。所以，对帝舜史实的研究，中国学术界还有相当的路途要走，研究依然存在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如此，帝舜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其真正的研究目的，我以为目前定位于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文化之上较为适宜。万里行期间，正值中国与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5条经验，其中最重要的2条，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湖南永州组织的舜帝文化万里行活动记相关的帝舜文化研究，比国内其他同类研究所不同处，正是着眼于古代道德文化与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连贯性、同体性。五帝之中，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创立者与实践者。他的道德主张就是一个“和”字，出悌入孝，尊老爱幼，扶困助贫，都是为了确立社会的和谐、人际的和谐；而创立中华道德文化最深远的意义，就是凝聚家庭、凝聚乡里，进而凝聚社会，凝聚民族。爱家才能爱国，爱乡才能爱民。中华文明所以七千年立于东方，生生不息，一个团结一个爱国，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万世传承的经验与真理。这样，湖南的舜文化研究就大大丰富并开拓了有关舜帝文化研究总体的现实意义，是历史研究“古为今用”的一个楷模。

舜帝文化万里行活动，起点于北京，终点于宁远，一路所见所闻，表明我们弘扬舜文化，既是继承传统，也是服务当代。既是发挥传统文明源远流长、影响遍及中外华裔子孙的优势，也是通过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以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和谐社会，达到提高综合国力，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远大目标。

完稿于2005年9月中秋之夕

注：参见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消息：“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